如果你在18世纪末置身于利物浦，目睹一场火灾也并不令人意外。当时每天都有大量烟草、糖和棉花抵达，并被存放在仓促建成的仓库、棚屋和堆场中，这些货物都面临着火灾威胁。
不过，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有两支不同的队伍同时赶赴现场处置紧急情况。自然，其中一支是消防队本身。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另一支同样急速赶到现场的队伍是救援队，其职责是减轻火灾及灭火行动所造成的影响，主要任务是抢救建筑物和货物。
随着时间推移，消防队逐渐将工作重点转向防止不必要的损失和损坏，从而不再需要单独设立救援队。如今，损失控制与救援已成为现代消防服务的基本职能。
回到2019年，同样不令人意外的是，国际范围内爆发传染病疫情的情况。疫情爆发的频率一直在稳步上升。世界卫生组织（WHO）每月追踪7000条潜在疫情的新信号，由此产生300项后续跟进、30项调查以及10项全面风险评估。去年6月，首次出现了世卫组织“重点疾病”清单中八类疾病里有六类的疫情爆发。
在这里，你可能会注意到与利物浦火灾应对之间的相似之处。尽管世界在应对即使是中等程度的生物威胁方面仍准备严重不足，但世卫组织及其他机构正在采取切实措施，提升减轻疫情风险和影响的能力。近年来，相继设立了全球防范监测委员会、世卫组织紧急应急基金、世界银行大流行病应急融资机制，并成立了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此外，首次有一种实验性埃博拉疫苗被用于遏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疾病传播，挽救了无数生命。
经济影响堪比气候变化
然而，尽管世界的“疫情消防队”无疑正在改进，但如果对减少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干扰关注不足，进展就可能受到削弱。这类似于现代消防队在火灾现场优先抢救建筑物、保护不可替代的个人财物。
事实上，疫情爆发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总体而言，中度至重度大流行病每年造成的全球成本约为5700亿美元，占全球收入的0.7%——这一成本与气候变化的量级相当。更令人惊讶的是，估算显示，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中，仅有39%与对受感染个体的直接影响相关。相反，大部分成本源于健康人为避免感染而改变行为，这为减缓损失提供了大量机会。
事实上，尽管医疗和公共卫生进步已帮助我们遏制了流行病的发病和死亡影响，但我们在面对传染病危机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时，集体脆弱性似乎正在增加。
例如，2003年的SARS疫情给全球经济造成了超过500亿美元的损失，感染约8000人，死亡人数不足800人。同样，在2015年韩国MERS疫情期间，尽管感染者不足200人，死亡38人，但近17000人被隔离，估计成本为85亿美元。令人难以置信的是，2014至2015年埃博拉疫情的成本（由三个受影响的西非国家承担）估计为530亿美元。
虽然规模庞大，但宏观经济影响的估算可能掩盖了对社区的真实影响。例如，2009年H1N1大流行估计对墨西哥旅游经济造成50亿美元影响。在社区层面，以坎昆为例，这表现为游轮取消停靠港口，以及22家酒店临时暂停营业，导致超过10000名服务员、厨师、客房服务员及其他酒店员工被临时停职——尽管大多数H1N1病例集中在墨西哥城及周边郊区，远离加勒比和太平洋沿岸的旅游胜地。
同样，在2014至2015年西非埃博拉疫情应对期间，仅有两家航空公司（比利时航空和摩洛哥皇家航空）继续为塞拉利昂、几内亚和利比里亚提供航班服务。然而，限制飞往该地区的航班既加剧了经济影响，又因限制援助物资运往该地区而可能使埃博拉危机恶化。
当这类本可避免的经济影响未能得到控制或被加剧时，疫情应对在多大程度上可被视为成功？正如一名消防员所问：“他们将铭记这一天一生。你是否愿意让他们记住，这一天他们的家园无端遭受了数千美元的不必要损失？”
《国际卫生条例》（IHR）将全球196个国家联结在一起，共同承担预防和应对急性公共卫生风险的法律义务，并同时优先考虑将公共卫生风险降至最低，以及避免对国际交通和贸易进行不必要的干扰。没有什么比避免公共卫生风险更为重要，但更加关注减轻疫情经济影响，不仅符合《国际卫生条例》的要求，也代表着一个协同增效的机会，有助于增强各方参与，共同建设预防、监测和应对疫情的核心能力。
利物浦之所以设立救援队，是因为尽管该市拥有高效的消防队，但火灾损失水平仍然很高。由于每年发生近200起疫情事件，我们的“疫情消防队”未能避免普遍可预见且本可避免的经济成本，这既是我们自身的风险，也是一次错失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