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活动人士正遭受攻击。 像这篇文章这样的专栏 ，声称错误引导的行动主义造成了“一个需要花些时间才能收拾好的烂摊子”，如今在大众媒体上并不少见。部分原因在于，主流记者试图理解这样一个领域：其中主要参与者的动机和利益驱动难以捉摸。把所有人都描绘成破坏秩序、阻碍进步的人，要容易得多。
我本人并非活动人士。不过，我关心印度建设性行动主义的空间。因此，我将尝试提出一种逆向观点，主张在印度为行动主义留出更大的空间。
将增长与发展描述为非此即彼的对立，至今仍很时髦。与此同时，收入不平等可能是印度未来面临的最大威胁。作为一个立志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国家，我们背负着难以启齿的负担：每逢举办国际活动或有重要贵宾来访，我们都得用临时搭建的屏障把穷人藏起来。许多被排除在增长成果之外的人，同时还处于不利的社会地位，并因无法获得优质教育、医疗保健等服务而缺乏基本能力。过去七十年的经验表明，无论是国家还是市场，单靠自身都无法赋能公民，让他们行使“个人偏好”，从而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
在这种情况下，多元而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为弱势群体提供了一个平台，使他们能够以集体力量为依托，与国家和市场展开互动。活动人士是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致力于挑战漠视穷人利益的政策（无论政策来自国家还是市场）。这种挑战有时表现为针对水坝或工业项目的零散抗议，有时则是为争取基本公民权利而进行的持久斗争。
然而，在选举民主制下，活动人士常常遭到误解，甚至被质疑其正当性。不错，活动人士通常是非政府行为者，而且往往不参加选举，也不通过选举获胜；但用这一点来质疑行动主义的正当性，是一种狭隘的民主观。活动人士的空间，以及更广泛的公民社会行为者的活动空间，对于健全制衡体系至关重要；这种体系通过深化公民参与，而非仅依赖周期性的民主选举仪式，促进善治。
印度活动人士倡导的许多事业，如今被斥为倒退、浪费和反增长。批评者继续抨击《土地征收法案》，却欣然无视 证据 ：邦级工业发展公司持有的土地中，有45%尚未分配用于任何工业活动。那些称《国家粮食安全法案》是浪费性计划的人，无视了数以吨计的粮食在公共仓库中腐烂这一事实。反对《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法》（MGNREGA）的人也不理会那些不合心意的证据：一系列 改进措施已经减少了资金流失 ，而且该计划在得到妥善实施时 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
最后，谈谈实施问题。活动人士会最先承认，体制面临严重的行政能力限制。这些能力限制最终意味着，受损的是那些以其名义推出许多福利计划的公民。他们深陷贫困和匮乏的恶性循环，依赖漏洞百出的政府执行机制，一年又一年听到的仍是同样的承诺。因此，长期斗争不仅是为公民争取更多权利，同时也要加强我们的制度，使其能够更有效地监管、裁决和执行。因此，只要国家无力或不愿保护公民利益，就不仅要保护各种不同形态的行动主义空间，还要扩大这一空间。
本文由 世界银行“人民、空间与审议”博客合作发布。本文的发布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文中观点。
及时了解论坛：议程动态， 订阅我们的每周通讯。
作者：苏沃吉特·查托帕迪亚伊是世界银行的发展专业人士，关注治理和发展实践议题。
图片： 2014年10月24日，在新德里，一名乘客在拥挤的火车站外等候进站时逗弄自己的孩子。印度教宗教节日“恰特礼”即将到来。路透社/阿尼恩迪托·慕克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