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于2003年通过了“不首先使用”（NFU）核学说，但这一违反直觉的逻辑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批评者普遍认为，这项仅依赖报复的政策——即印度在遭受攻击之前不会动用核武器——反映了其总体战略上的消极被动和政治理想主义，并主要出于印度希望成为负责任国际行为体的愿望。
事实远非如此。印度的“不首先使用”政策恰恰不是上述任何一种因素所致，而是印度主要战略思想家们在漫长岁月中思考全球核战略经验及其对印度核政策影响所得出的教训的结果。
这一政策的依据不是消极被动或理想主义，而是深刻的现实主义，即理解核武器在任何核武器国家的战略中所能发挥的有限作用，对印度这样的国家尤其如此。随着当初制定这一原始政策的一些战略元老相继离世，目前支撑该政策的似乎只剩下官僚体系的惯性。这不足以抵御针对该政策的意识形态挑战。因此，现在是重新审视并重申“不首先使用”背后原始战略逻辑的时候了。
需要明确的是，并不是说印度现任或前任安全管理者重新思考了“不首先使用”的战略逻辑，该政策仍是印度核学说的基石。如果说“不首先使用”政策面临威胁，那更多来自其所面临的意识形态反对，而非对其战略逻辑的任何审慎重新评估。
印度奉行“不首先使用”的核心原因在于认识到，核武器只具有非常有限的用途，即确保国家生存。对这种生存的唯一真正威胁是核攻击。核武器的独特之处在于，与其他任何武器不同，它们能在极短时间内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以至于有可能在一个下午就毁灭整个社会。
防止此类破坏的唯一办法，是对任何潜在对手构成类似破坏的威胁，从而威慑其不去采取此类行动。
威胁报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因为对这些武器并不存在防御手段。尽管世界其他地区的威慑理论家曾试图探讨将核武器用于比国家生存更有限的战术目的，但印度大多数核战略家对此类可能性持有理所当然的怀疑态度。这使得印度核武器计划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同时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冷战时期的两个超级大国）所发展的复杂核学说和武库也深感批判。他们并不希望印度遵循这种逻辑，因为这种逻辑对任何人都毫无意义，对印度更是如此。
威慑与报复
“不首先使用”正是这一战略逻辑的结果。（另一个必然推论是有限的核武库。）如果核武器的主要目的——实际上是唯一目的——是威慑其他核武器，那么威胁报复便是这些武器唯一可能的使用方式。报复威胁本质上正是威慑的核心：通过威胁惩罚某人，阻止其采取某一行动。
根据定义，报复只能针对已经发生的行动，在此情形下，即已经发生的核攻击。威慑与报复本身就意味着先行使用核武器毫无逻辑可言，因此才有“不首先使用”。“不首先使用”还带来其他益处：对核武器的政治指挥更为严密，指挥与控制机制更为宽松，核武库也更为安全。
放弃“不首先使用”意味着先发制人，这与以核武器威慑核武器的做法不相容。先发制人可以具有非核威慑目的，但前提是国家生存面临非核威胁，或被认为存在此类威胁。巴基斯坦和以色列是两个认为自身面临此类非核国家生存威胁的国家。以色列鉴于犹太人的历史、邻国的敌意以及自身国土狭小，认为其面临非核但仍属生存性的威胁。
同样，巴基斯坦一直担心印度从未真正接受分治的现实，并可能有朝一日寻求推翻这一局面，尤其是因为印巴之间存在巨大的常规军事实力差距。毫不奇怪，巴基斯坦的核武器计划并非始于对印度核武器计划的回应，而是始于对印度在1971年12月展示其毋庸置疑的常规军事优势的回应。
对以色列和巴基斯坦而言，先发制人的核学说之所以合理，是因为它们所感知到的非核生存威胁。当然，不言而喻，它们的这种感知可能并不现实；但同样，这一点无关紧要，因为各国是基于自身的感知做出安全选择的。
在其他核大国中，只有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的先发制人学说尚具一定逻辑。两国都担心遭遇突然袭击，并且都使其核力量处于待命状态，一旦察觉对方发动核攻击迹象便准备立即发射。此外，美国还对其盟友承担扩大威慑承诺，以抵御苏联和中国的进攻，这要求其具备先发制人发动核攻击的灵活性。而印度的先发制人核学说则不存在此类战略逻辑。印度既不感到任何生存威胁，也不担心遭遇突然核袭击，更没有扩大威慑的承诺。
印度的战略需求
一位印度前国防部长认为，印度无需声明自己奉行“不首先使用”，也能避免使自身受到约束。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即认为“不首先使用”限制了印度的选择。印度的核选择确实极为有限，但这种限制并非源于“不首先使用”，而是源于核武器的本质以及印度战略需求的具体情境。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倘若印度不受“不首先使用”的“约束”，将获得哪些核选择，便可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放弃“不首先使用”理应使印度得以先发制人地使用核武器，但在何种条件下，印度才可能需要先发制人地使用核武器呢？
只有在任何情况下都面临必然覆灭的国家，先发制人使用核武器才有意义，无论威胁来自常规力量还是核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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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另一核大国先发制人使用核武器，必然意味着遭到核报复。此类报复无法阻止。而核武器的性质决定了，即便报复规模相对较小，仅涉及少量武器，其后果也将是毁灭性的。这也是为何只有在任何情况下都面临必然覆灭的国家，无论来自常规威胁还是核威胁，先发制人使用核武器才有意义的原因之一。
这也正是某些印度前官员曾经设想的“反制打击”如此不切实际的原因。反制打击的逻辑是攻击对手的核力量，而非城市等软目标，即摧毁对手的核力量，从而使其无法以核武器攻击印度。
但是，反制打击需要完全掌握对手核力量位置的精确情报，才能实施瞄准。即便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未必掌握此类情报；而且，只要对手有少量武器在此次打击中幸存，印度将付出沉重代价。反制打击在对初始核攻击进行报复时或许有一定意义，因为如果核战争已经开始，那么试图限制后续攻击浪潮所造成的损害，可能仍有些道理。但当然，在这种情形下，反制打击只是“不首先使用”的补充，而非替代选项。
情报不确定性
情报不确定性的问题，加之误判所带来的可怕后果，也限制了任何试图对“不首先使用”稍作修改、采用“预警发射”或“遭袭发射”等选项的尝试。除印巴战区（甚至中印战区）反应时间极为短暂之外，任何政治领导人都不会仅凭敌方正在发动核攻击的怀疑便下令实施核打击。
印度对巴基斯坦采用战术核武器（TNW）以及将恐怖主义作为国家战略，也有一定可以理解的不满情绪。尽管这种不满情绪可以理解，但放弃“不首先使用”政策并不会带来多少缓解。恐怖主义和战术核武器都表明巴基斯坦常规军事力量薄弱。
以先发制人使用印度核武器作为回应，其比例严重失当，因而缺乏任何可信度。远比这更可信的，是印度决心运用其常规军事优势应对此类威胁，并揭示巴基斯坦升级威胁的空洞性，因为事实本就如此。
综合考虑印度“不首先使用”政策的战略逻辑及放弃该政策的徒劳无益，不免令人怀疑，此类提议是出于意识形态驱动的捷径，旨在展示印度的“决心”，而非对印度战略问题的审慎回应。这将是一种遗憾，因为“不首先使用”政策极其契合印度的处境——作为其周边地区占优势地位的大国，印度并不面临任何生存威胁。
“不首先使用”核学说的战略逻辑，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拉杰什·拉贾戈帕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