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领导人谈论欧元区时，一个持续存在的主题，实际上也是其主旋律，便是他们坚持强调遵守规则的重要性。这一论调之后，货币联盟其他成员国便齐声追问：为何德国采取如此僵化的立场？答案表明，德国联邦制政府体制塑造其决策方式的方式，以及德国应对债务危机的历史经验。
德国对规则的执着远早于当前的欧元区危机。该国决策者始终坚持，若不先实现经济趋同，欧洲便不可能拥有共同货币。但这看似永远不会实现。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欧元区建立之际，德国主张严格执行“趋同标准”，即采用欧元所需满足的各项条件。
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都嘲笑德国对严格规则的执念。例如，负债率为59%为何应被视为安全，而62%却被视为不负责任的危险，这其中并无理由可言。但德国人坚持己见，并最终达成了所愿。
这一做法部分源于德国的政治结构。一国政府体制的联邦化程度越高，就越需要规则来确保其顺畅运作。当各级政府的职责划分不清晰时，官员便可能设法将负担转嫁给上级政府。为避免这种情况，联邦制国家往往采取法律化的做法。
事实上，从历史上看，成功的联邦制国家与以清晰规则为基础的稳定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20世纪后期，瑞士、德国和美国，三者均为联邦制国家，率先实施以稳定为导向的货币政策。鉴于欧元区在许多方面具有联邦制结构，对规则的明确承诺在德国看来是其成功的先决条件。
诚然，即便是德国人也知道，规则有时需要变通。早在亚里士多德时期，思想家们就认为，规则过于僵化时便会失效。在 《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到莱斯博斯岛的雕刻家使用由柔软铅制成、而非坚硬铁制的尺子来切割石材上的曲线。这种可随石材调整形状的尺子，隐喻着情况变化时需要调整法律的必要性。
但说到债务问题，德国人却坚持使用最僵硬的尺子。自欧元区危机爆发以来，德国政府就坚守欧洲条约中的相关条款，并将这些条款解读为禁止救助和为政府债务提供货币融资。近来，德国对一项减免希腊部分债务的提议作出回应，坚称禁止救助的条约条款同样排除了国家破产和债务减免。
德国从自身历史中汲取的教训是：债务是必须坚决避免灵活变通的领域。美国评论人士可能对此感到意外，他们认为德国的做法是虚伪的：德国曾在1923年、1932至1933年、1945年和1953年拖欠债务，如今却坚持要求他人不得如此行事。
事实上，德国人几乎将这些违约都视为破坏稳定的事件。1923年的内部违约通过恶性通货膨胀实现，削弱了德国的金融体系，并助长了大萧条的爆发。20世纪30年代初的违约，则是在德国无法进入私人资本市场、且国家已丧失对未来的信心时变得不可避免的。通缩与违约非但没有为可持续的经济复苏奠定基础，反而助长了民族主义的火焰，其后果是灾难性的。
1945年的违约是二战失败的结果。事实上，塑造德国战后经济政策的所谓秩序自由主义传统，正是对纳粹破坏性任意专断的回应。
只有1953年的债务注销在德国被视为正面事件，考察其发生的背景，便能揭示德国对欧元区危机应对方式的诸多信息。正如耶鲁大学经济学家蒂莫西·吉南（Timothy Guinnane）所表明的，被注销的并非本金，而是大萧条至二战期间累积而未付的利息欠款。
从德国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谈判所处的政治背景。首先，德国经历了彻底的政权更迭。战胜的盟国已将那些应对过去破坏性、破坏稳定政策负责的人员移除，这为德国提供了一次彻底的切割，也让其债权人确信德国正走上新的道路。此外，德国的新决策者已展现出其财政上的严肃态度。1950年，该国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一些官员主张实行资本管制，但政府转而实施了货币紧缩政策。
这一经历也解释了德国的另一项执念：债务国的改革。德国认为，要摆脱债务与违约的循环，就需要彻底改变国内的政治体制。在欧元区语境下，这或许是强人所难；但在德国人看来，若一国的政治取向不发生根本性调整，债务减免终将毫无成效。
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刊发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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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arold James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与国际事务教授，佛罗伦萨欧洲大学学院历史学教授，同时也是国际治理创新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图片：欧盟成员国国旗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大楼前飘扬。REUTERS/Vincent Kessl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