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东和非洲的难民涌入，欧洲在应对上陷入瘫痪，由此造成的死亡人数仍在上升。另有数十万人遭受了不必要的苦难。尽管德国、瑞典和欧盟委员会展现了大胆的领导力，欧盟的声誉仍遭重创。成员国之间的严重分歧已危及欧盟内部无边境旅行的申根区。民粹主义者正乘势大行其道。
但欧盟未能制定出连贯的应对方案，还带来了另一个严重却较少被提及的后果：欧洲领导人在一次又一次无果的峰会之间跌跌撞撞，为世界其他地方的类似不作为提供了借口。如果欧盟连 齐心应对一场危机 ，而这场危机直接影响其成员国，其他国家为何要迅速行动？
毫无疑问：仅靠欧洲无法对所有逃离阿富汗、厄立特里亚、叙利亚等地迫害的人的福祉负责。这些处境绝望的人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正如1951年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已清楚表明。但少数欧盟国家不道德且排外的姿态，让其他国家得以袖手旁观，进而损害了全球难民体系——而过去64年间，欧洲人一直是该体系的主要受益者。
因此，无论欧洲领导人在最新峰会上作出何种决定，国际社会早已到了该采取行动、支持全球难民及其他被迫流离失所者的时候。已有少数国家率先行动：巴西已向叙利亚人发放数千份人道主义签证，委内瑞拉则表示愿接收2万人。但大多数国家却明显保持沉默。
如今，在2000万难民中，每年仅有10万人受益于联合国难民署的安置计划，该计划在稳定国家提供永久新家园（仅26个国家参与）。其余大多数人则长期困于前景普遍黯淡的境况之中。
因此，扩大安置能力应是全球行动的目标之一。其潜力巨大。在冰岛，有11000个家庭表示愿意接收难民，欧洲各地还有数以千计的其他人也表示同样意愿。通过“私人担保”进行的安置——即个人、社区和非政府组织对家庭承担责任——仅因各国政府未能建立审核并为难民与担保人配对的制度而受阻。
同样重要的是，终于必须切实向 前线国家（如约旦、黎巴嫩和土耳其）提供充分支持。这是遏制难民冒险穿越地中海的最佳途径。令人费解的是，世界各国连食物和住房等基本需求都未能提供资金，更遑论能让难民留在离家更近之处的学校、医疗和培训。
联合国难民署用于叙利亚的资金（用于支持人道主义机构及对邻国的发展援助）目前仅到位今年所需45亿美元的约三分之一。作为难民体系支柱的世界粮食计划署，其2015年资金需求仅满足了三分之二，被迫削减对数十万叙利亚人的援助。
但全球行动绝不能止步于为流离失所者提供临时或永久庇护，或为前线国家提供资金。各国还可以通过许多其他方式作出贡献。
或许，最有效的单一贡献，是为寻求庇护者建立不那么繁琐的安全抵达途径。提供人道主义签证（可在极短时间内签发）是各国可以立即作出的一项明确承诺。长远来看，各国还可以建立相应程序，使寻求庇护者更容易申请劳务、留学或家庭团聚签证。
与此同时，可在前线国家设立经济特区，以吸引投资并为难民创造就业机会，同时由二十国集团（G20）给予优惠贸易待遇。可以对为难民提供机会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及其他支持。
全球应对还必须充分发挥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非凡潜力。事实上，这场危机中真正的领导力来自数百万欧洲公民，他们日常的善举让其怯懦的领导人自惭形秽。
此外，还有像克里斯和雷吉娜·卡特兰博内（Chris and Regina Catrambone）这样的道德企业家，他们创立了Migrant Offshore Aid Station以救援海上遇险者；Refugees Welcome平台的创始人创建了类似Airbnb的平台，为寻求庇护者与愿意接纳他们的家庭牵线搭桥；瑞典开创性的Refugee Air项目则帮助符合条件的寻求庇护者乘飞机抵达欧洲。
这些以及类似的民间社会倡议都需要得到支持、协调和放大。
企业层面的潜力同样巨大。谷歌正为回应危机的多个组织的公众捐款提供配比。宜家基金会是联合国难民署在为难民提供住所方面的主要合作伙伴。而土耳其裔美国人哈姆迪·乌卢卡亚（Hamdi Ulukaya）作为Chobani酸奶的创始人，已承诺捐资7亿美元支持难民。没有理由说成千上万家企业不能作出类似承诺。
叙利亚大规模外逃是一代人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欧盟本应做得远比现在更多。但并非所有解决方案都将来自欧洲，也没有任何法律或道义上的理由要求它们必须来自欧洲。
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刊发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同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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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彼得·萨瑟兰，联合国秘书长国际移民与发展事务特别代表，曾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欧盟竞争事务委员及爱尔兰总检察长。
图片：图为移民遗留的救生衣，摆放在西西里岛波扎洛（Pozzallo）港口的两块漂浮物上。 REUTERS Alessandro Bianch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