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西班牙外交大臣、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安娜·帕拉西奥（Ana Palacio）现任西班牙国务委员会成员。
近期，我受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组织的一次中国实地考察之行的邀请前往中国。出发时，我原以为中国最大的挑战在于需要推动国内消费，以维持快速的经济增长。行程结束时，我看到的却是一幅复杂的图景：中国既表现出自信与进取，又充满不确定与焦虑；既从容镇定，又暗藏忧虑。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虽即将召开，却仍笼罩在神秘之中。大会大概定于10月举行，但具体日期尚不确定，内部程序和筹备讨论的许多细节同样不为外界所知。
今年大部分时间里，即将到来的领导层交接似乎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中共新任中央总书记将是习近平，此人的政治理念用不了30秒就能讲清楚。然而，习近平神秘消失的事件（他在9月份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近两周，此前还突然取消了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新加坡总理的会面，而这对讲究礼仪的中国领导层来说极为罕见）进一步引发了猜测。这也加剧了人们的担忧：如此讳莫如深的领导层，能否有效治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尽管中国表面上呈现出铁板一块的决心，但其实正处于变动之中：它在展示信心的同时，内部却潜藏着诸多不安全因素。其不可否认的经济成就（尽管与全球经济紧密相连）与弥漫在背景中的强烈危机感和不安全感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领导人面临两大难题：第一，是中国社会日益增长的诉求与不满，从农民、学生到白领工人和退休人员，都牵涉其中；第二，是中国的外交政策走向。下一届中共政府能否解决这些关键问题？
在国内，随着中国从大规模贫困走向日益广泛的繁荣，经济增长虽然是中共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但已不再足够。社会躁动普遍存在：尽管统计数字因各政府机构对该术语的定义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据估计，仅2011年一年，中国就大约发生了 18万起“群体性事件” 。中国快速崛起的城市中产阶级，以及组织性出人意料地强的农村社区，正日益要求政府减少腐败、提高问责性，要求空气和水更加清洁，食品和药品供应更加安全，并要求建立独立且运作良好的司法体系。
民众的不满部分反映了一种现象：在与学者、知识分子及高级官员的众多交谈中，这一现象总是不可避免地出现，即当前中国法律边界模糊不清。法律的模糊性形成了一片含混不明的“无人区”，而当权者正是在其中得以壮大：法律的可预期性只是一种理想，而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则需要在浅滩与暗流中谨慎行事，揣测掌权者的容忍底线。
与此同时，法治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占据显著位置。但官员们在名义上承认其重要性的同时，却巧妙地将这一概念颠倒过来。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近期将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落马描绘为中共“维护法治”的典范。
然而，撇开官方表态不谈，如果中国领导层要满足日益增长的民众诉求并平息不断上升的不满情绪，就必须切实践行法治承诺。这样的举措对提升中国的全球地位同样具有深远意义。
中国近来作为重要国际参与者崛起（尽管其本身并不情愿），暴露出其领导层对国家未来全球角色的不确定，也引发了人们对其是否准备好承担与其地位相称责任的质疑。在构建“软实力”或向远近各方保证其“和平崛起”将保持和平方面，中国仍然步履蹒跚。
的确，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正在破坏国际秩序，同时推广对民主、多元主义和代表性等概念的新解读。在许多人看来，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与俄罗斯联手阻止国际行动）以及在与周边国家的海洋领土争端中的做法，正体现了这一倾向。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政策反映了前国务院总理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主张，这并不令人意外。但是，中国若要让他国相信其国际行为源于对平衡的追求，则取决于其领导人能否真正拥抱法治，即在实质上而非仅在言辞上，将法治作为其公开倡导的和谐的根本基础。
迄今为止，中国政治体制的延续，依赖于对当下最紧迫问题的准确识别和灵活处理。自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来，每一位中国领导人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对邓小平而言，是通过“四个现代化”阐明的向市场经济转型；其继任者江泽民则通过“三个代表”，对中共进行了内部重新评估，并扩大了其群众基础；而即将卸任的胡锦涛，其目标是发展，尤其是通过大规模私有化释放广袤内陆地区的发展活力。
尽管中国即将到来的政治交接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预计务实主义（毛泽东之后历任领导人的共同特质）将延续到新一届执政班子。如果如此，他们应当认识到：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最佳战略都是投入大量资源和精力，加强中国的法治体制建设，即便此类改革必然会限制中共的任意权力。
本文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一定代表世界经济论坛的观点。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
图为：建筑工人在午餐时间走过上海金融区。路透社/Carlos Barr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