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正在引领亚洲的人口与城市化趋势。据麦肯锡2010年的一项研究，预计2005年至2025年间，这两个国家将占亚洲城市人口增量的62%，占全球此类增量的比例更高达惊人的40%。
这类统计数据凸显了城市规划与增长管理的紧迫性。但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两国之间的关键差异。两国城市增长路径的差异，以及在环境政策方面的不同做法，很可能使印度的人口挑战更难应对。
中国虽然拥有全球20%的人口，但二十多年来其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即维持现有人口规模所需的水平），人口增长预计将在未来二十年内转为负增长。因此，印度的人口增长在可预见的未来预计将保持正增长，正有望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多数预测认为，到2022年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
未来35年内，印度预计将新增逾4亿城市居民（这一数字超过美国全部人口），而中国仅将新增2.92亿。印度人口中将首次有多数生活在城市，对于一个目前农村人口占总人口三分之二的国家而言，这是一场重大转变。
印度两大城市中心德里和孟买，常被描述为正在崛起的全球超大城市。德里已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城市，预计到2030年左右将几乎完全缩小与世界最大城市东京的差距。
当如此规模的人口增长与快速城市化叠加时，随之而来的环境和社会影响便构成严峻的政策挑战。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WHO）认定，以细颗粒物浓度计，德里的空气质量是全球最差的，印度城市占据前四位，并在全球空气质量最差的前18个城市中占13席。
中国经常——而且往往有理由地——因环境政策不力而受到批评。但据麦肯锡称，中国在规划快速城市化方面比印度更为主动，表明其具备应对环境挑战的能力和资源。在全国各地的新城中，城市规划已考虑到此类问题，沿河绿道和城市自然保护区与具有环境效益的基础设施项目（例如广泛的大众交通网络）相辅相成。
相比之下，印度的城市发展缺乏章法，很少考虑城市系统的整体运作。例如，该国城市地区往往缺乏充足的区域交通网络。大片非正规定居点出现在市中心闲置区和郊区边缘地带，损害了环境状况、公共卫生和人身安全。
土地利用格局将工业区与住宅区相互交错，使脆弱（且不断增长）的人口暴露于一系列负面的外溢效应之中。
中印城市发展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政策实质上，也体现在两国的治理方式上。中国领导层高度重视污染防治。为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当局正推动制定区域一体化规划，以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管理，包括推动制造流程绿色化，并消除能源生产中的“过剩产能”。
此类跨辖区的协作需要强有力的统筹和稳定的愿景，而中国的层级化治理体系恰恰能够提供这些。相比之下，在印度，中央政府在空气污染治理中并不承担任何职责，这属于邦一级的责任。无论纳伦德拉·莫迪总理领导的政府决定做什么，受不同政党控制的邦政府都可能反对其政策，或者不会对这些政策投入足够的关注和资源。
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在每年因“室内空气污染”（燃烧固体燃料）导致的430万例死亡中，近三分之一（130万例）发生在印度。一份近期报告认为，更严格的环境监管可使印度人的预期寿命延长3.2年。这一切实可见的福祉提升还将带来经济效益。由此增加的逾20亿“生命年”，代表着可观的人力生产率、创造力以及对家庭和社会的无偿贡献。若不能充分应对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影响，印度就是在放弃这些本可获得的收益。
一项诚意十足、广泛宣传的官方声明，将向印度公民和全世界表明，该国有意使其日益增长的人口免受城市环境退化导致的寿命缩短之害。它还将为改善印度城市的生活质量提供路线图，直接和间接地（通过吸引外国投资）惠及当地居民。
印度在新全球经济中的竞争优势众所周知。但只有当该国启动更为全面的努力，解决那些长期被视为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附带损害而遭忽视的弊病时，变革性的社会进步才有可能实现。
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刊发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同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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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sit K. Biswas 是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杰出访问教授，也是Third World Center for Water Management的联合创始人。他曾是国际水资源协会和世界水理事会的创始人之一。Kris Hartley 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博士候选人。
图片：加尔各答一处花椰菜田里的女性劳动者。REUTERS/Rupak De Chowdhur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