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扒货运火车到搭便车
搭便车在美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它的直接前身是扒货运火车。内战结束后，如果你在找工作却没有自己的交通工具，就会跳上货运列车进行长途旅行。
到1911年，这些流浪汉（1）的人数已膨胀至约70万人，约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0.75%。
在整个20世纪，仍有许多人乘坐火车出行（2），但汽车的兴起提供了一种更安全、更灵活的方式，让人们搭车前往远方的目的地。
流行（且爱国）
搭便车（3）在1929年之后才真正兴盛起来。当时的大萧条既限制了人们购买私家车的选择，又增加了他们为寻找工作而四处迁移的需求。在“新政”之下，美国政府甚至设立了一个流动事务局，帮助流浪汉和搭便车者。
搭便车进入了全国人民的视野，在流行书籍（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和电影（《一夜风流》，由克拉克·盖博和克劳黛·柯尔贝主演）中都有所呈现。
据1937年的一项估计，至少每10名美国成年男性中就有一人至少搭过一次便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当时燃油配给和汽车短缺使搭便车盛行（且具有爱国色彩），调查结果表明，几乎一半的美国人曾搭载过搭便车者。
友善的旅人还是凶残的杀人犯？
然而，搭便车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问题。早期，公众舆论逐渐转向反对具有攻击性的搭便车者，他们有时站在马路中央，几乎是在“强求搭车”。搭便车者所犯下的罪行报道——无论真假——使公众和当局对其产生了偏见。
二战后，法律和执法进一步抑制了这一做法，这些联邦调查局海报即是例证，它们警告司机提防搭便车者：他们可能是“快乐的度假者或逃亡的罪犯——令人愉快的同伴或性变态者——友善的旅人或凶残的杀人犯”。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一连串备受媒体关注的搭便车者相关犯罪案件（仅举一例：1972至1973年的圣罗莎搭便车者谋杀案）以及若干利用这些恐惧心理的电影（《德克萨斯电锯杀人狂》，1974年；《搭便车的人》，1987年）助长了搭便车的衰落，使其黄金时代走向终结。
不适合搭便车的道路
再加上如今普遍存在的观念——“陌生人即危险”——搭便车的消亡似乎也就合乎逻辑了。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到80年代，搭便车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出行方式。而如今，它已沦为最后的选择。
但搭便车衰落的主要原因或许与道德恐慌关系不大，更多与基础设施的根本性变化有关。其一，战后州际公路系统的兴起：更宽、更快的道路，并不适合搭便车。
其根本性因素或许是汽车拥有率的提高：美国没有汽车的家庭比例从1941年的约50%持续下降至如今不足10%（4）。如果你有车，就无需搭便车了。
按搭车便利性评级
如果你从未竖起大拇指去某个地方，也从未搭载过这样做的人，那么你就属于绝大多数人。然而，与黑胶唱片一样，搭便车已经挺过了关于其消亡的种种预言，并占据着一个虽小却蓬勃发展的小众领域。
有一个完整的维基专门讨论这一做法，其中包括一张标注全球搭便车地点的地图，为每个地点按“搭车便利性”评级，并提供由用户生成的每个地点的平均等待时间。
基于这些信息，Abel Sulyok制作了这张地图，展示了欧洲各地搭便车者亲身经历的平均等待时间。该地图以一种耐人寻味的方式概览了欧洲大陆的搭便车情况，标明了哪里更容易搭到车，哪里你的大拇指在被接载之前就会酸痛不已。
搭便车热力图
在颜色最深的绿色区域，你能在10分钟或更短时间内离开街道。浅绿色区域为半小时。在需要等待长达一小时的区域，颜色会转为黄色；等待时间长达90分钟则转为红色。如果等待时间更长，则为深酒红色。
几点观察：
有些国家似乎比其他国家更欢迎搭便车者。根据这张地图，在爱尔兰、荷兰、比利时、丹麦、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你最有可能成功竖起大拇指搭到车——这些国家大多呈浅绿色。
中间类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波兰、保加利亚、马其顿和土耳其（以及其他国家）。
根据这张地图，搭便车条件最差的国家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克罗地亚、希腊、奥地利、瑞典。
更具体地说：
边境地区似乎容易出现搭便车问题，不过奇怪的是，通常只存在于单一方向。可以留意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边境，或波斯尼亚与塞尔维亚之间、希腊与土耳其之间、奥地利及其以南所有地区之间的边境。
城市内的搭车可能更加困难；请参见覆盖巴黎、雅典、基辅以及英格兰西北部利物浦/曼彻斯特地区的“热点”区域。在大城市里，司机总能以“下一辆车会载上那位淋雨的陌生人”来宽慰自己的良心。
红色也可能意味着偏远，正如苏格兰最北端或瑞典北部和挪威内陆地区的情况那样。其他红色区域则较难解释。为什么西班牙南部和意大利南部普遍存在对autostopistas（搭便车者）的厌恶？为什么德国的弗里斯兰海岸对搭便车者如此异常地充满敌意？而瑞典南部人又为何如此不愿帮助那些非机动化的同路旅人？
正如这张地图所示，你搭便车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你的仪表，还取决于你在何处呈现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