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稠密的城市生活助长了传染病的传播。在快速城市化导致非正规住区形成的国家，尤其存在特定脆弱性：这些住区使传播控制更加困难，因此可能增加蚊媒疾病疫情的风险，例如疟疾、结核病、登革热和黄热病。
多个案例凸显了城市化对大流行病的影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 83%的结核病患者居住在城市 （约 4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2009年，墨西哥城关闭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和夜总会，以遏制H1N1流感传播。2009年津巴布韦的霍乱疫情严重影响了哈拉雷市、奇通圭扎和卡多马，也凸显了贫民窟和城市基础设施缺失 是疾病暴发速度和严重程度的关键诱发因素。
在当今高度互联的世界，病原体更容易从一座城市传到另一座城市，从而迅速扩大大多数疫情的影响。据推测，病毒传入塞拉利昂凯内马和弗里敦的非正规住区，无疑加剧了其传播。塞拉利昂的城市化率每年为3%，2005年，该国超过97%的城市人口居住在贫民窟。埃博拉疫情对受影响国家及其邻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影响。估计经济成本为 320亿美元 ，这是最坏情形下的估算。
加剧2014年埃博拉危机的另一个因素，是缺乏一种治理机制，无法有效连接国家和城市层面的观察结果与启动应急响应所需的预警机制。着眼于未来，以便在不同地域实现适当响应， 建立这样一种治理机制将：（i）促成地方和国家政府、民间社会及私营部门跨境合作；（ii）协调传染病数据的实时监测、收集、共享与分析；（iii）激励私营部门开发并扩大价格可负担的药物、疫苗和诊断工具的生产与分发；（iv）建立微生物威胁研究中心网络；（v）推动在最佳实验室、监管和伦理实践方面制定国际标准。
城市中心易受大流行病侵袭，这表明有必要加强公私部门协调，并让传统医疗卫生部门以外的组织参与其中。能否动员食品生产、电信和企业供应链等多元部门采取行动，将决定未来如何应对疫情。地方、国家及跨境政府机构需要与所有利益相关方搭建桥梁，并从以往的有效做法中汲取经验，以构建能够应对大流行病、并在疫情过后恢复韧性的体系。协调应对措施并建立全球治理机制，对于遏制未来必然发生的疫情暴发至关重要。
作者：阿尔诺·贝尔纳特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健康与医疗保健负责人。瓦妮莎·坎代亚斯是世界经济论坛健康生活副主任。
图片：2014年12月23日，尽管对埃博拉疫情心存担忧，圣诞购物者仍涌向蒙罗维亚的一处市场。路透社/詹姆斯·贾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