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交媒体充斥分裂性言论、党派化的“假新闻”的时代，“行动胜于言辞”这一观念已不再成立。正如我们重新认识到的，言辞既有力量，也可能带来问题，在地缘政治领域尤其如此。最近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再次提醒人们，在外交中，言辞依然重要。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一番话引发广泛关注。他表示，如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威胁美国或其盟友，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彻底摧毁朝鲜”。事实上，大多数军事专家都认为，朝鲜半岛若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将摧毁朝鲜，韩国也很可能一同遭受毁灭性打击。
不过，特朗普在联合国演讲的其他部分，尤其是有关国家利益和主权的论述，也值得进一步思考。特朗普毫不掩饰“美国优先”的愿望，并在联合国讲台上重申了这一承诺。但他也敦促其他领导人把各自国家放在首位。他说：“要克服当前的危险，实现未来的希望，我们必须从过去的智慧中汲取力量。我们的成功取决于强大而独立的国家组成的联盟；这些国家拥抱主权，以促进自身和世界的安全、繁荣与和平。”
人们可以推断，而且许多人已经这样认为，这些言论表明美国在世界事务中重新奉行现实政治。正如历史学家约翰·贝维在其2016年出版的该术语史中所指出的，钟摆式的转变本就在意料之中：“我们的外交政策辩论呈周期性变化，决策者会宣称自己更加理想主义，或更加现实主义。”
但贝维的研究也提醒我们，如果脱离变革性理念或规范性目标，单一追求国家利益——特朗普所倡导的世界观——根本算不上现实政治。将道德关切排除在全球事务之外，只会削弱美国以及所有效仿者。
“现实政治”这一概念源于1848年欧洲革命喜忧参半的结果。当时德国未来的统一有多种可能，但更大的政治目标——建立由强大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秩序——依然明确。然而，在特朗普“美国优先”理念提出之后，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是，辨明政治现实主义如今究竟以什么为目标。
今年早些时候，在世界经济论坛（WEF）于达沃斯举行的年会上，人们提出了一种答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力地捍卫了全球化，并强调了他的看法：在推行国家议程时，各国应将目标“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下”，并“避免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追求自身利益”。
如果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在国际关系方针上存在根本分歧，那么全球加强合作的前景如何？
历史上，崛起中的强国挑战既有强国的影响力和利益，由此引发冲突的例子不胜枚举。据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记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在斯巴达引发的恐惧，使战争不可避免。”中国和美国如何避免陷入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所称的“修昔底德陷阱”，以及如何确保其他地区的地缘战略争端不会引发暴力冲突，都是全世界高度关切的问题。
斯坦福大学生物学家罗伯特·萨波尔斯基指出，某些行为上的二分法看似在某一刻不可避免且至关重要，但在恰当的条件下，可能会瞬间消失。萨波尔斯基认为，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接触理论”可以促进对立双方和解，帮助跨越“我们与他们”的鸿沟。无论是夏令营里的孩子，还是围坐在谈判桌旁的谈判代表，只要接触持续足够长时间，在中立场所进行，以达成结果为导向，方式非正式且具有个人互动，同时避免焦虑或竞争，就能增进彼此理解。
这些交流中说了什么至关重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J·席勒指出，无论真实与否，故事都是重大决策，尤其是经济选择的驱动力。在对“叙事经济学”的研究中，席勒着重阐述了具有“病毒式传播”效应的故事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他指出，人们的选择以及对时事的判断，部分取决于他们听说过的往事故事。例如，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被称为“大衰退”，是因为大萧条的创伤性故事至今仍留存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
言辞和叙事也以类似方式影响国际事务。因国家、地区和全球分裂而出现或由此引发的叙事，往往以“我们与他们”的二分法为框架。但这些国家叙事或许会吸引某些人，却不能与现实政治混为一谈，因为它们缺乏实现变革所需的创新、启迪和理想主义。
试图保留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单方面利益、同时限制共同义务的叙事，或许确实会在国内“病毒式传播”，因为公民渴望有回应力的领导层，能够解决地方和国家层面的关切。但尽管我们生活在社交网络时代，共同身份和集体目标仍遥不可及。
仅凭这一点，政府不能免除其地区和全球责任。已经出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裂痕，不应助长不宽容、犹豫不决或无所作为。因此，明年世界经济论坛的年会将致力于促使各国领导人重新投身于构建共同叙事，以加强本世代及未来世代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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