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非（也可能包括其他地区）当前暴发的埃博拉疫情，以及如今乌干达出现的相关出血热病毒 马尔堡热，引发了人们对集体未能预防和控制疾病的诸多讨论。
除了国际社会反应迟缓，责任也被归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薄弱且效率低下的卫生系统。尽管这种说法大体属实，却无助于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能够确保医疗服务供给和疾病监测的有效系统固然理想，但在世界许多地方，这仍是一项长期工程。
另一个复杂因素是，这些 人畜共患病 在人类与动物之间传播时，往往具有复杂的传播模式，而这些模式并非总能得到充分了解。哪些实例可以为应对复杂的人畜共患、且可能演变为全球性问题的感染提供借鉴？一种“同一健康”方针——以综合方式监测并处理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因素——已成为一项政策愿景，尤其是在2003年以来禽流感暴发之后。然而，要让这种协调与规划成为现实，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已有一些重要的成功案例。乌干达控制并消除 非洲锥虫病 （俗称“昏睡病”）的努力，为应对一种高度复杂的疾病提供了有益范例。昏睡病难以控制，原因在于疾病本身极为复杂：传播媒介（采采蝇）难以控制；现有治疗药物具有毒性，因此必须先确诊，而确诊本身也面临重大的技术难题。
昏睡病
锥虫病分布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大片地带。人类感染该病有两种类型，大致以东非大裂谷为界：急性的人畜共患型见于非洲东部和南部；慢性、非人畜共患型分布于非洲西部。乌干达是唯一同时存在这两种类型的国家。这造成了一个重大难题，因为两种疾病难以区分，而且各自需要不同的治疗方案。
非洲的采采蝇与锥虫病控制和根除计划历史悠久——从殖民时期到20世纪60年代，以主动监测人类病例、并对采采蝇栖息地进行生态干预为基础的简单控制计划，大体上取得了成功。然而，独立时期的动荡，以及因病例相对较少而产生的自满情绪，导致关注度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疾病卷土重来时，已没有控制能力。此后疫情又在 20世纪90年代多次暴发，当时每年报告病例约3万例，据估计另有30万例未获诊断。
如今，昏睡病的治疗完全由乌干达分权化的医疗服务体系负责，该体系开展诊断和治疗（药物由世界卫生组织捐赠计划免费提供）。此外，一个跨部门的政府机构负责协调研究和疾病控制项目。
如果说乌干达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控制昏睡病的努力，在某些方面预示了西非国家控制反复出现且可能地方性流行的埃博拉疫情时将面临的挑战，那么我们能从中吸取哪些教训？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但其中一项启示是：将国际项目融入国家体系至关重要。
国际人道主义应对
乌干达目前每年有数百例昏睡病病例，已能够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管理这种疾病。过去病例数高得多时，包括无国界医生组织（MSF）在内的人道主义组织曾受邀介入。MSF首次参与乌干达工作，正值20世纪80年代末的昏睡病疫情；1986年，该非政府组织在乌干达北部莫约区启动了首个昏睡病项目，以大规模提供流动治疗。
此后，MSF的多个任务团曾在该国开展有期限的项目，其目标以及与国家昏睡病防治体系的关系各不相同。直到2011年，最后一个任务团才离开该国。如今，尽管MSF在乌干达不再开展昏睡病现场工作，它仍在向乌干达供应药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近几十年来，MSF的工作已转为持续性工作，这与该组织传统上着重应对紧急情况的做法形成对比。 我们的访谈 显示，MSF任务范围的逐步扩大，加上其独特的工作方式，意味着该组织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监测和治疗，却并非总与乌干达政府协调，也不总是分享规程或开展培训。
疾病再次出现后，乌干达成立了锥虫病防治协调办公室（COCTU）。该办公室的职责是协调所有参与其中的政府部门、捐助方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在许多方面，MSF于20世纪80年代在乌干达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该机构的成立。正如一位农业部官员在2013年4月所述：
COCTU成立之前，我想有超过15个参与者［组织］在开展采采蝇和锥虫病相关工作……疫情在这里暴发时，我们有很多组织。我们需要对它们加以协调。你会发现，法国人支持诱捕工作，ODA在做一些事情，还有MSF法国分部、MSF瑞士分部、MSF那个什么分部，等等。
协作、危机与协调
因此，该办公室的成立旨在为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冲突后、疫情中期的混乱局面带来秩序。成立后的二十年里，该办公室开展的工作，旨在协调并统一参与锥虫病防治的各类外部行动方。
在许多方面，这体现了“同一健康”协调机制的具体运作形式。或许，这也为控制埃博拉或马尔堡热提供了一个范本，以便在国际关注和项目开始消退后继续发挥作用。这并不是说乌干达的昏睡病防治是一个简单的成功故事：许多卫生资源投向了其他领域——艾滋病毒/艾滋病或疟疾——或者分散得过于稀薄、下放得过于分散。尽管如此，昏睡病或许是一种被忽视、遭遗忘且几乎没有经费支持的疾病，但乌干达的协调机制基本上使其得到控制。
和埃博拉一样，昏睡病也是一种致命疾病。它同样是人畜共患病，因此在设计管理和消除计划时需要审慎考虑。尽管我们对昏睡病流行病学的了解可能更多，但埃博拉如此轻易地就能对西方构成威胁，这意味着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
乌干达应对昏睡病的经验表明，紧急人道主义干预可能并不完美，也未必可持续，而且可能引起一些不满。但这类援助仍然有用，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可以被“驯化”并纳入本土体系。归根结底，昏睡病案例研究表明，当国家主管部门秉持多部门协作理念时，可以实现哪些目标。
埃博拉目前构成的威胁要大得多；令人鼓舞的是，在卫生系统已经削弱的现实与不可能简单、迅速地“强化”卫生系统之间，仍存在可行的选择。
合作发表。作者：詹姆斯·史密斯是爱丁堡大学非洲与发展研究教授。皮特·金斯利是爱丁堡大学非洲研究研究员。
图片：一名卫生工作者准备防护装备时，身影映在镜子中。路透社/克里斯托弗·布莱克/世界卫生组织/通过路透社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