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失败的希腊援助计划中归纳出两点教训。 奥利维尔·布兰查德 的观点是正确的:过去五年的财政调整不可避免,早期的债务重组几乎不可能阻止这一调整。(1)然而,早期的债务重组本可使今后的基本盈余目标大幅降低,并使该计划更具可信度。对希腊更高的信心本可带来更多政治和金融稳定,而这正是增长的关键要素。金融传染风险很可能并非推迟债务重组的正当理由。即便这一理由成立,它也未改变债务不可持续这一根本问题。(2)同样重要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未能优先制定让希腊重获竞争力的战略。该计划最初对希腊的主要竞争力问题做出了正确诊断。问题源于危机前的庞氏骗局:不断扩大的赤字为更高的公共部门薪资和不断上涨的养老金提供资金。然而,关于改善营商环境和产品市场、加强竞争以及通过取消第13个月薪资来降低工资的附加条件要么薄弱,要么缺失。这使得经济无法从臃肿的国有部门转向规模更大的出口部门。与葡萄牙不同,希腊的出口几乎没有增长。政治经济学的考量本应要求提前推进结构性改革,但2013/14年间显然缺乏为此所需的政治动力,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来一再坚持此类改革。这些失误引发了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的重大疑问,也要求我们为第三个援助计划汲取正确的教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刚刚发表了 一篇有力捍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希腊政策选择的文章。 这篇文章观点清晰,值得仔细研读与分析。理解希腊援助计划中的关键失误并从中得出正确结论,至关重要。
希腊于6月30日未能履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笔还款义务,这一失败尖锐地暴露出希腊金融援助计划更广泛的失败。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未按时支付款项,也凸显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希腊未偿还的240亿欧元能否收回存在不确定性。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风险敞口较小,与超过1900亿欧元的欧元区机构风险敞口相比,更是如此。
援助计划启动五年后,我们对这些失误究竟有何新认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从希腊的失败中吸取哪些教训?我认为有两点尤为重要,而奥利维尔·布兰查德对此认识不够充分:
相信你的数据
独立经济学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从援助计划启动之初就对希腊债务的可持续性存在疑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未坚持尽早进行并实施大幅度的债务重组,反而同意修改其内部规则,以顾及金融稳定问题为由,推翻对可持续性的质疑。
我们现在知道,金融稳定方面的担忧被夸大了。我们也知道,这些担忧与希腊局势并无直接关联。相反,其他地区利差的上升,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些地区的债务可持续性疑虑。缺乏适当的最后贷款人是另一个缺失环节,直到欧洲央行推出直接货币交易(OMT)计划才得以弥补。即便没有希腊危机,爱尔兰和葡萄牙的援助计划也势必会出台。至于法国和德国银行的风险敞口,与整个银行体系的规模相比数额较小,与所实施的银行救助计划相比也较小。
但也必须认同奥利维尔·布兰查德的观点,即决策体系确实真切地担忧债务重组。援助计划启动之初,根本不可能让任何决策者相信这是正确的选择。然而,欧元区在最终决定进行重组之前又耗费了大量时间。债务置换直到2012年3月/4月才发生,距援助计划启动已近两年。此外,重组的执行方式使未来的债务重组更加困难,正如 Zettelmeyer、Trebesch和Gulati 所指出的。尽早推动债务重组,并对拒绝参与重组的债权人提供较不优厚的条件,本可为希腊节省大量资源。
无论如何,即便考虑到金融稳定方面的担忧,也应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希腊债务本身不可持续。金融传染风险不能成为忽视可持续性的借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应尽早对这一失误承担责任,并接受推迟偿还债务的安排,正如欧洲各方在2012年11月所做的那样。欧洲的债务延期偿付大幅减轻了希腊的债务负担。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像欧洲一样接受延迟偿还债务,将在很大程度上防止当前局势的恶化:届时将无需为基金组织的展期提供资金而推出新的援助计划。
但更重要的是,更早、更大幅度的债务重组本可为后几年的财政腾出更多空间。
即便提前进行了债务重组,我也怀疑迄今为止能否实现更为缓慢的财政调整。即便进行全面的债务重组,债权人为巨额赤字提供资金的意愿也会受到限制。无论如何,迄今为止,已有超过GDP 40%的赤字由援助计划提供资金。奥利维尔·布兰查德明确承认赤字必须下降,尽管他一向主张减少紧缩。更具体地说,他认为
“财政紧缩并非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要。……赤字削减幅度之所以大,是因为最初的赤字就很大。‘较少的财政紧缩’,即更为缓慢的财政调整,将需要更多的融资……”
的确,希腊最初的赤字极高,占GDP的15%,而希腊金融援助计划也是近期历史上规模远超其他计划的一项。布兰查德清楚地意识到,在这样的初始条件下能做到的事情是有限的:财政赤字过高,必须予以削减。
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表述:高额赤字是希腊问题的根源,而非解决之道。希腊在2010年初失去市场准入,是因为其经济严重失衡。自加入欧元以来,希腊历届政府一直在搞庞氏骗局:每年增加政府借贷、提高公共部门薪资、使养老金制度更加慷慨。1999年至2009年间,希腊公共部门工资增长一倍以上,而欧元区其他地区同期仅增长了40%。其他经济学家,例如 Ricardo Hausmann 已明确指出,希腊的问题并非源于紧缩。我明确同意布兰查德的观点,即赤字必须下降,这是对危机前不可持续政策的必然反应。财政调整的速度可以讨论,但即便将其分摊到7年内,那也将对希腊造成痛苦,并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提供更多资金。
然而,早期的债务重组本可使自2015年起的基本盈余目标更低。根据我们的测算,2015年至2030年间,每年的基本盈余降低一个百分点,相当于到2030年时债务与GDP之比存在约 10%的差距。早期的债务重组本可轻易使债务减少占GDP的10%甚至20%,从而允许今后大幅降低基本盈余目标。正如奥利维尔·布兰查德所指出的,优惠融资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显然这不足以恢复债务的可持续性。
简言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承担责任,因为它未能更早地坚持认为债务不可持续,也未能要求进行更早、更大幅度的债务重组。这本可以设定更低、更为现实的基本盈余目标。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同意以一种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未来更高基本盈余的方式来构建援助计划。不过,历史证据相当清楚地表明,如此高的基本盈余极不可能实现,而且对经济增长相当不利,尤其是当其用于偿付外部债权人时。相比之下,传染风险很可能被高估了。对不吻合财政数据的怀疑也削弱了对希腊的信心。若财政可持续,如今也就不会有关于希腊退出欧元区(Grexit)的争论了。
进入援助计划时,应预先解决所有严重失衡问题
与贸易伙伴相比,希腊已大幅丧失竞争力。在援助计划启动前的五年里,希腊的经常账户赤字远高于10%。这种竞争力的丧失源于臃肿的国有部门,但也扩散至整个经济。该计划本应优先恢复希腊经济的竞争力。为此,取消私营部门的第13个月薪资或类似措施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尽管讨论中已认为这实际上是可取的(见 工作人员协议第43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未坚持这一关键点。推迟此举意味着推迟竞争力调整。结果是衰退加深,失业率上升而非工资下降。
在公共部门,改革最初同样相当温和或前后不一致。臃肿的国有部门部分通过减少公务员人数得到处理。然而,公共部门员工的提前退休计划随之推出,如今这些计划在养老金体系中造成了重大问题。这并非真正持久的解决方案。
布鲁盖尔研究所即将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Alessio Terzi 指出,第一个援助计划对产品市场和营商环境改革的重视程度有多低。然而,该计划本应同样优先推进产品市场改革和提高生产率的投资。它本应解决寡头垄断结构所体现的既得利益问题,然而竞争政策几乎未被触及。在第二个援助计划中,营商环境等问题终于在附加条件中变得更为重要(见我们的 博客)。然而,在2013/14年间,希腊推行任何有意义的改革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改革方面的附加条件出台得太晚了。
然而,若能更早恢复竞争力,出口部门本可弥补经济中的部分缺口。在葡萄牙,国内需求的削减部分被2008年以来超过100亿欧元的出口显著增长所抵消。相比之下,希腊的出口自2008年以来几乎没有增长。显然,该计划在扭转希腊出口部门局面方面做得还不够。
政治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洞见:危机发生时,进行深刻改革的时间窗口只有短暂一段。在希腊的案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未能抓住机遇,提前对能够提振出口部门的结构性改革设置严格的附加条件。布兰查德教授仅提到希腊未遵守结构性改革要求:
“在当前计划下,12次计划审议中只完成了5次,而自2013年中期以来仅完成了一次,原因是未能落实改革。”
这不应令人感到意外。自2013年中期以来,随着经济走弱,利益集团有了时间自我组织,对附加条件的遵守程度有所下降。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改革推出得越晚,遭遇的阻力就越猛烈。
结论
希腊援助计划的失败源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我们曾认为, 财政政策、信心缺失、腐败的精英阶层、竞争力不足以及薄弱的生产结构共同造成了希腊糟糕的表现。布兰查德教授也持此看法:“但财政整顿仅能解释产出下降的一小部分。起始时产出高于潜在水平、政治危机、不一致的政策、改革不足、希腊退出欧元区的担忧、企业信心低迷、银行体系脆弱,都促成了这一结果。”几代实证经济学家都将难以为各项失误分配具体比例。
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两个方面出现了惊人的失败:一是未能更早地进行债务重组,二是未能尽早实施实质性改革以恢复希腊的竞争力。前者本可使未来的基本盈余目标更低,并使该计划更具可信度,从而恢复信心;后者则是通过提振出口,最大限度地减少希腊危机前泡沫不可避免收缩的最佳途径。
可以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为该计划设计失误的主要责任机构。毫无疑问,欧盟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该计划,是作为独立且经验丰富的机构。如果它是因欧洲机构的否决才犯下这些失误,它就应当在治理以及作为初级合作伙伴参与金融援助计划方面吸取正确的教训。
展望未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实应成为希腊问题上公正的理性之声,并抵制政治压力。数字是无情的,政治最终无法凌驾于其上。以下几点至关重要: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坚持未来降低基本盈余目标。实现3.5%的基本盈余将引发希腊经济的进一步大幅收缩。以这些数字进入第三个援助计划,然后才着手债务减免,是适得其反的。对退出欧元区的担忧并不能使一项计划具有可持续性。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借助新一轮援助计划磋商的契机,坚持推动对增长至关重要的结构性改革。改革的政治主导权至关重要。
– 最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审视其治理结构,以及作为初级合作伙伴参与金融援助计划的方式。
欧洲人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独立的外部视角,才能启动其第一个援助计划。五年过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需要作为理性之声存在。它应当从自身的失误中吸取教训。
本文最初由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Bruegel)发表。可在其网站上阅读本文 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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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Guntram Wolff自2013年6月起担任布鲁盖尔研究所所长。
图片:游客参观雅典卫城山丘考古遗址时,希腊国旗迎风飘扬。路透社/Alkis Konstantinid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