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获取犀牛角而猎杀犀牛，是全球最受关注的保护议题之一。从全球贸易禁令和监控无人机，到英国王室成员 查尔斯王子 和 NBA 球星 姚明的参与，似乎人们已竭尽全力，试图赢得所谓的“犀牛战争”。然而，2014 年犀牛盗猎数量再创新高；仅在南非——全球大多数 犀牛的栖息地——迄今就有 29,000 头犀牛 生活在那里。我们究竟忽略了什么？
谈到犀牛角贸易，人们最常谈的是盗猎者、巡护员、监控与追踪技术，以及刑期。执法方面近期的投入未能减少盗猎，通常被视为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法的信号。讨论往往聚焦于市场供给，而忽视了需求在助长这种非法贸易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然而，亚洲市场的需求由人们对犀牛角药用功效的认知所驱动——尽管这种功效并不存在——且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
不了解内情的公众或许会认为，这种忽视源于自然保护人士在这一问题上取得的成果。毕竟，大众媒体常常附和一些关于重大成就的说法，例如国际人道协会最近宣布，一项教育宣传活动使越南的 犀牛角需求降低了 38%。要了解保护工作在减少犀牛角需求方面成效如何，就必须严格审视现有证据。
评估存在缺陷或根本不存在
大多数减少需求的宣传活动根本不评估其影响，只是假定活动目标已经实现。即使提供了证据，也可能只是轶事式的个案，或是经过挑选、用来支持活动成功这一假设的材料。研究结果很少发表在更严谨的科学文献中，各组织也鲜少公开其宣传活动实施或评估的具体细节。
自然，这种缺乏评估的状况确保了任何组织都能拥有完美的业绩记录。但这也意味着，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努力产生了影响。我们不可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少数接受评估的活动，往往也采用有缺陷的方法来衡量其影响。一个常见错误是抱有一种如今已广受质疑的预期，认为知识或态度的变化会自动带来 行为改变。同样，宣传活动常用少量受访者来评估影响，之后希望将结果外推至范围大得多的人群。只有当这两组人足够相似时，才应这样做；而这一假设几乎从未经过检验。
自然保护人士日益认识到这些弱点，有些人开始质疑现状，近期针对人道协会公告的 反应 便体现了这一点。
借鉴其他领域的经验
那么，前进的方向是什么？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如何判定因果关系。在诸如 公共政策 和 健康 等领域，已有关于如何评估旨在改变行为的努力的标准。重要经验包括：
每项评估研究都必须纳入一个可信的对照组。该对照组不应受到宣传活动的影响，但如果成为目标群体，预计会作出类似反应。诸如新法律或其他保护行动等无关因素，可能会使基于活动前后指标的比较产生偏差。
必须采用更稳健的实验设计，例如随机对照试验；在这种试验中，宣传活动的目标群体和作为对照的群体均以随机方式选定。目前，目标群体往往依据某些特征来选择，这些特征使他们更可能对宣传活动作出回应，例如此前就对野生动物保护感兴趣。这使得公平比较变得不可能，也无法将宣传活动的影响与目标群体自身特征区分开来。
研究人员不能只寻找活动成功的证据，而应检验所有可信的解释，以说明所得结果。这不仅可以通过稳健的实验设计实现，也可以通过使用多个独立数据来源来实现，例如市场调查、警方查获货运的记录，以及日益增多的社交媒体和其他在线来源。
随着保护工作的资金竞争日益激烈， 捐助者越来越要求提供证据 ，证明他们的资金确实在实地发挥了作用。然而，自然保护人士研究保护工作中人的一面时，仍不如研究动物和植物那样严谨。
为什么犀牛盗猎仍然猖獗？缺乏稳健的需求减少宣传活动，很可能就是答案。改变行为是可能的，而评估我们的努力，是了解如何产生影响的关键一步。
合作发表
作者：迪奥戈·维里西莫是佐治亚州立大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