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印度尼西亚将举行两场重要的全球性会议。两场会议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思考应如何应对当今机构所面临的信任缺失。
第一场会议是 世界经济论坛东亚会议，这是自2011年以来该会议首次重返印度尼西亚。
第二场是亚非会议，旨在纪念印度尼西亚在1955年万隆关键会议中发挥非凡作用60周年。该会议意义重大，因为它在殖民主义结束后汇聚了世界新兴国家，并赋予它们集体发声的机会，使其能够参与制定此前一直由西方大国主导的政策。
自那以来，我们的世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亚洲和非洲不再是争取在世界上发声的殖民地人民，而是成为全球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两个地区；如今，两地合计占全球总产出的逾一半。
我们身处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也认识到彼此相互依存、未来休戚与共不可避免，因此必须超越分歧、携手合作。南中国海和乌克兰的冲突等分歧性议题将始终存在并引发紧张，但不应让这些问题凌驾于我们对共同未来更坚定的承诺之上。
此外，政府已不再垄断权力。科技赋能个人，并使权力在国家之间及各国内部实现民主化。一个完整且具有正当性的论坛必须纳入非国家行为体和个人。这种新的平衡要求采取新的方式。
我们的机构，无论是政府、宗教、企业还是市场，都面临陷入瘫痪的风险。这是因为其中许多机构未能充分反映当今现实，而且多年来逐渐耗尽了曾经享有的信任。因此，我们的机构已不再拥有发挥领导作用所需的公信力和信任，尤其是在这个变动的时代。
要发挥实效，当今的机构必须重新校准，以反映权力民主化，并推动更具包容性的协作观，促进国家之间以及社会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世界经济论坛等组织为政府、企业、民间社会和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平台，以寻求共同解决方案。今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作为最大的多利益相关方组织， 获得了国际机构地位，致力于促进公私合作，这恰如其分。
然而，即使我们努力改进机构，也必须认识到我们面临着更深层次的信任问题。莫伊塞斯·纳伊姆在《权力的终结》一书中写道：“当今掌权者对[权力]的运用受到更多限制，失去权力的风险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政治、信仰、社会和环境领域都发生巨大变化、充满动荡的时代。这些变化正在考验我们的机构继续发挥领导作用的效能与实力。
在太多国家，公民正在质疑本国的政府形式，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其他形式；许多人已不再相信领导人有能力履行其职责。社会发现，很难相信企业和市场能够公平地创造和分配财富与机会。宗教面临生存危机，因为声称自己不参与各种形式的有组织宗教活动的人数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大学也因未能培养出具备适当技能的毕业生而受到审视。
东亚会议 聚焦于“重建信任”这一主题，意义重大。我认为，关键在于重新致力于履行受托责任。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是个人、社会、国家还是文明所拥有的一切，都不是供我们随心所欲使用的，而是应当为周围的人谋福祉，并为后代培育发展。
这一点对企业尤为重要。2008年次贷危机后，企业招致了广泛的愤懑与怀疑。尽管人们或许拥有资产和资源，但这也许不过是一种法律概念。更重要的是道德责任：我们应当通过发展、创新，让企业改善周围人的生活，努力成为受托之物的更好守护者。
对于我们许多在世界新兴市场经商的人而言，当地社会的需求更为迫切；我们拥有无与伦比的机会，能够对周遭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并通过履行受托责任，为商业赋予更深层的意义。
保罗·劳迪西纳的文字给予我们很大启发：“社会与企业需要摆脱这样一种体系：人们做好事是为了获得回报——也就是说，只有在追求个人利润时，才顺带造福他人和地球；转而建立这样一种体系：人们因做好事而获得回报——真正的领导力与服务是首要目标，财务回报和个人财富增长只是随之而来的结果。”
作者：约翰·里亚迪是力宝集团执行董事，也是 2015年世界经济论坛东亚会议的联合主席。
图片：2007年10月25日，北京一所职业学校的学生在礼仪培训期间握手。路透社/杰森·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