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里·萨默斯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世界经济是否已进入“长期停滞”时期？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的复苏缓慢，是他讨论的出发点；他认为，长期停滞也可能从事后角度解释过去几十年的某些特征，例如低通胀。萨默斯教授重新拾起了一个由阿尔文·汉森于1939年首次提出的旧术语；汉森在1938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演讲中使用了这一术语。当时，汉森着重强调（公共）投资支出对于实现充分就业的重要性。他的论点是，要实现这类投资，经济需要新的发明、新疆域和新资源的发现，最后还需要人口增长。
萨默斯的论点围绕这样一个事实展开：过去二十年来，通胀率一直在下降，而且往往低于预期。要实现充分就业，是否需要均衡实际利率永久性下降？奥利维耶·布兰查德（2013）认为，正常时期维持较高的通胀率是可取的，因为这有助于大幅降低名义利率，从而使危机时期的实际利率进一步下降。克鲁格曼（2013）更进一步，甚至认为新的常态可能是永久性的流动性陷阱，因此欧元区2不宜维持低通胀率，通胀率应当提高。
那么，我们如何概括欧元区当前的局势，又可以设想采取哪些政策措施来改善局势？我认为，欧元区目前面临三个根本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总需求不足以及相应的通胀率下降。欧元区经济复苏乏力，近期数据显示，经济可能再次滑入全面衰退。相应地，失业率仍然很高，年轻人尤其如此。此外，自2011年末以来，通胀率一直在下降，前瞻性指标如今表明，通胀预期已脱离“接近但低于2%”的目标。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单位劳动成本存在显著差异，同时欧元区外围国家的私营和公共部门债务水平不断累积。自欧元诞生以来，意大利与德国之间的单位劳动成本差距已超过20%，而法国与德国之间的差距也约为20%。与此同时，危机前债务与GDP之比的上升主要发生在私营部门；危机开始以来，高额赤字又使公共债务与GDP之比大幅上升，例如西班牙的这一比例增加了超过GDP的60%。
第三个问题是银行体系状况仍存在不确定性，同时人们也对该体系的盈利能力存有疑虑。欧洲央行（ECB）的资产质量审查（AQR）和压力测试本应消除不确定性，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评估明确指出，可能仍有更多重组工作待完成。3若干国家的不良贷款仍处于高位。
欧元区的任何政策应对，都必须针对这三个核心问题来制定。
只针对上述部分问题的零散提案，不太可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无法带来稳定而强劲的增长和新的就业机会。解决方案必须立足于当前的制度背景：货币联盟在没有财政联盟的情况下运作，因此货币政策能够采取的措施受到限制。因此，处理欧元区的问题不只是应对长期停滞的风险。事实上，若不进一步迈向财政联盟，一些根本性问题可能无法解决。
应对欧元区停滞的三项核心政策措施
第一，政策需要着眼于解决需求不足。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通常建议，欧元区外围国家应在经济衰退时扩大赤字。然而，这一主张没有承认，债务水平已因高额赤字而大幅上升；而在货币联盟中，次国家层级的债务本质上稳定性较差。事实上，欧元区已经动用了大量财政资源来减轻冲击的影响。除非愿意接受欧洲央行作为无条件的最后贷款人，否则建议外围国家扩大赤字，可能很快引发市场压力再度上升，并对金融稳定造成极其有害的后果，继而大幅恶化经济形势。有人可以主张，欧洲央行应自动充当各国政府的最后贷款人，即使在承压国家，也应无条件购买政府债券；但这种安排的合法性仍存在激烈争论。我认为，直接货币交易（OMT）计划在经济上合理且合法，但绝不能将其误解为在任何条件下自动购债的政策。事实上，只有在欧洲稳定机制（ESM）计划背景下，就债务可持续性达成明确的政治共识，才可能启动对陷入困境国家的债券购买。
因此，增加欧元区需求的最佳方式，是将财政状况稳健国家采取更多财政措施、建立欧元区财政能力与更积极的货币政策结合起来。德国尤其可以利用其财政空间，增加借款以资助公共投资，并降低低收入家庭的税负。可以更有力地运用欧洲投资银行（EIB）等现有工具来建立欧元区财政能力，例如提高欧洲投资银行的杠杆率。这类欧洲资金可用于资助欧洲投资项目，也可在公共投资近期大幅削减的情况下支持各国预算。货币政策可以通过购买更多欧洲投资银行发行的债券、资产支持证券、担保债券以及公司债券来变得更积极。4
第二，需要采取大胆措施，应对单位劳动成本的显著差异和沉重债务负担。实证文献明确指出，单位劳动成本较高的国家难以吸引新的高生产率产业，尤其是在税负较高时。某些外围国家私营部门的沉重债务负担正在阻碍新的投资，并可能导致企业债务与银行体系疲弱之间形成负反馈循环，日本就曾出现这种情况。5与此同时，必须明确，赤字国和盈余国都需要调整单位劳动成本，这样做在政治上才可行、在经济上才有效。因此，我主张采取大胆的结构性改革，例如增加赤字国家的年工作时长和提高退休年龄，以解决单位劳动成本问题。在盈余国家，开放职业准入并促成新产业诞生的改革至关重要，有助于实现调整。引入最低工资是一项风险较高的政策措施，但公共部门及其工资制定机制可以成为支持再平衡的办法之一。要应对高企的私人债务，银行体系的重组和整顿十分重要。还应考虑审查企业和家庭部门的破产制度及重组框架；IMF法律顾问肖恩·哈根最近也提出了这一主张。6非追索权抵押贷款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减轻了美国家庭部门的债务负担。
第三，必须解决银行业遗留的问题。显然，欧洲央行需要在压力测试和资产质量审查方面采取更有雄心的做法。该项工作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去杠杆压力导致贷款减少。相反，这项工作的逻辑应当是通过增强资本基础来实现去杠杆；也有一些证据表明，欧元区银行体系确实发生了这种资本增加。一个重要问题是，货币政策与正在进行的银行重组进程之间应如何协调。欧洲央行近期的一些措施，例如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可能会延缓部分银行重组，却对放松货币条件帮助不大。值得重新考虑的是两者之间的平衡：一方面，欧洲央行通过非常规措施主动管理自身资产负债表；另一方面，采取直接支持银行体系流动性的政策。
这一整套政策组合应能解决欧元区深层弱点并重振增长。当前制度框架内可以采取很多行动，但这一政策组合也表明，欧洲政策框架需要升级，并朝着建立欧元区财政能力的方向迈进。
有人认为，欧元区需要改变通胀目标，以克服危机，更好地应对长期停滞。然而，我看不出在正常时期提高通胀目标如何能够实现而不对经济造成重大风险。危机前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尽管货币政策宽松，且资产市场可以说过于乐观，通胀率仍在下降。事实上，危机前若货币政策带来的需求更多，资产市场和实体经济中的扭曲就会更加严重。这可能引发比我们当前所经历的危机更严重的危机。与对正常时期这一相当理论化的考量相比，也许更重要的是评估在当前形势下改变通胀目标的潜在影响。例如，欧洲央行若将通胀目标从2%改为4%，将在许多方面损害其公信力。一方面，这会削弱所有信赖欧洲央行将通胀维持在接近但低于2%水平的人对该机构的信任。另一方面，即便现在，通胀预期跌破2%也正在危及欧洲央行的公信力。市场参与者担心，欧洲央行无法凭借现有政策工具将通胀推升至目标水平。因此，与其改变目标，欧洲央行不如采取更大胆的政策，让市场相信其认真致力于实现当前目标。
总而言之，和汉森一样，我相信结构性因素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实际上为新的投资机会创造了条件。从根本上说，我们需要了解均衡利率为何在全球范围内下降，以及全球经济为何进入“长期停滞”。这是全球人口结构变化造成的吗？是缺乏良好的投资机会吗？这些挑战显然都需要应对。欧元区也需要采取更大力度的结构性政策行动，以提高长期增长潜力，并解决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非常显著的差异。
但宏观经济政策也必须发挥更大作用。过去几年，公共投资疲弱一直是欧元区的一大问题；与此相反，美国的公共投资实际上有所增加。还应增加欧洲层面的投资，投入新的、更完善的能源和数字网络等欧洲公共产品。但欧盟也需要推动成员国层面的国内投资。货币政策需要更加大胆，可以说欧洲央行拥有可用的政策工具。总体而言，德拉吉行长在杰克逊霍尔的演讲指明了正确方向。7欧元区需要更大胆的财政和结构性政策，欧洲央行也必须发挥自己的作用。
本文由以下机构合作发布： Bruegel
作者：Guntram Wolff自2013年6月起担任Bruegel主任。
图片：2012年11月6日，法兰克福欧洲中央银行（ECB）总部旁可见欧元货币符号。路透社/丽丝·尼斯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