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 第一次世界大战百年纪念之际，我们不难看出这场战争造成的重大政治后遗影响：美国崛起为全球强国、俄国革命、现代以色列国的建立、中东至今仍备受争议的边界，当然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发动这场战争的纳粹。
这些事情或多或少都是那场始于1914年的可怕战争直接造成的。
然而，这场战争也产生了深远的精神影响，只是我们较难察觉。
要思考这些影响，一个很好的起点是认识到：20世纪并不适合曾被称为“崇高理想”的事物。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人类卓越才智的无谓浪费；在这场战争之后，促成战争的崇高理想再次遭到攻击。人们几乎会觉得，导致伊普尔、凡尔登和加利波利战役的是这些理想，而不是那些洞悉地缘政治现实的统治者所耍弄的手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至今仍笼罩在迷雾中，被历史学家以“联盟体系”等笼统说法遮蔽；而它的精神后果却无处不在，以至于我们难以看清，因为要看清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就必须看见它们之外的事物。
柏拉图就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的例子。如果这个受人尊崇的名字让你想到无形的柏拉图式爱情、超凡脱俗的理念世界和灵魂不朽，那么显然，你没有跟上当今柏拉图研究的进展。
作为“理念”的伟大捍卫者，柏拉图的哲学——由高贵而无惧死亡的苏格拉底体现出来——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理想主义最重要的单一源泉。
“理想主义”的含义几乎像柏拉图精心构建的对话篇章一样多样。其中最著名的或许讲述了苏格拉底受审与死亡的故事。苏格拉底在受审时将自己比作阿喀琉斯，在 《克力同》中以雅典法律的陈词压过挚友劝他保全性命的建议，并在 《斐多》中借助超凡脱俗的理念阐释灵魂不朽；他由此提出了一种完整的愿景，让那些亲身承受现代战争惨祸的人更能忍受战争。
然而，1914年的柏拉图，与今天学术期刊中呈现的柏拉图截然不同。
例如，在1914年以前，从未有学者怀疑过：苏格拉底本人曾是对外战争的老兵，在《克力同》中向挚友解释自己对雅典的责任，使他不能逃出监狱，以躲避同胞判给他的不公正刑罚，这番话是出于真心。如今，很难找到任何重要的柏拉图学者会以这种显而易见的方式解读《克力同》。
过去一百年间，一个全新的柏拉图形象出现了；柏拉图主义——素以崇尚最高层次的崇高理想而闻名——也为大战后的幻灭付出了代价。当然，既然尼采那句名言“基督教是大众的柏拉图主义”确有其理，那么承受这一代价的绝不只有柏拉图主义。
基督教若已因查尔斯·达尔文而陷入困境，那么进化这一观念仍然推动了一种更世俗、但终究同样理想主义的世界观，其基础是进步理念。也就是说，在大战中阵亡的士兵通常相信，他们是在为更美好的明天而战。
无论被世俗化为“社会正义”、“无阶级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精神”，基督教都成功熬过了尼采在战前宣告上帝之死的冲击。伍德罗·威尔逊将牧师之子那套崇高华丽的言辞用于《凡尔赛条约》时，这种犬儒的工具竟被包装得仿佛是基督再临。
在战败的德国，胜利者的崇高辞藻自然无人理会；解构主义也就在魏玛的苦难中应运而生。进步、启蒙、“一个民主安全的世界”以及“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不过是反德阴谋的掩护，只是伪装成了十字军东征。
尽管历史在马恩河背叛了德国，魏玛时期仍见证了大规模、冷酷无情的历史主义运用；这种思想把德国遭受的屈辱归因于犹太教带来的价值重估。尽管纳粹最终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被击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的毒害遗产仍将伴随我们，直到我们摆脱战后思想对上帝、基督教和柏拉图主义的轻率拒斥。
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非由受害者的崇高理想引发；只有一种自觉为“后后战后”的思想，才能既尊重他们的牺牲，又以此为基础构建一种不会再受蒙蔽的进步观。
对于愿意承担这一理想主义任务的人，这里有一个发人深省的提示：只有当“英语民族”直面一种迄今难以想象的可能性——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是德国，而是目光长远的英国政客——导致纳粹崛起的痛苦怨愤与无从逃避的绝望才变得可以理解。
经由以下机构合作发表： The Conversation
作者：Patrick Stokes 是迪肯大学的哲学家，曾在英国担任研究员。William H.F. Altman 是弗吉尼亚州林奇堡市 E.C. Glass 高中的拉丁语和世界史教师。
图片：2014年3月13日，苏格兰皇家团第2营士兵在法国北部朗斯附近的洛斯昂戈埃勒英联邦战争公墓，为重新安葬仪式进行彩排时，抬着一口空棺材经过一战纪念碑。REUTERS/Pascal Rossign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