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西班牙外交大臣、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安娜·帕拉西奥（Ana Palacio）现任西班牙国务委员会成员。
马德里——每年伊始，人们总会回顾过去，而2012年确实有许多值得思考的事件：中东的剧烈动荡、中国的领导层更替，以及美国预算辩论中的边缘政策博弈。这些事件都十分重要，尽管未必总能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拯救欧元的过程痛苦且异常漫长，至今仍在进行之中，这一点尤其如此。
2012年欧元得以存续——即便仅是险险过关——这让那些预测希腊将退出欧元区、单一货币将在夏末前崩溃的怀疑者大跌眼镜。事实上，欧盟的未来仍然显得极不确定，主要原因在于言辞与现实之间的脱节。
就现实而言，布鲁塞尔近期又一次召开了众多“重大”峰会之一，但各国领导人删去了赫尔曼·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欧洲理事会主席）提出、欧盟委员会制定的方案中的大部分实质内容，使欧洲与财政联盟之间依然存在巨大鸿沟。
尽管距离某些人的雄心仍相去甚远，但在机构整合方面已迈出具体而积极的步伐。 欧洲稳定机制的设立、欧洲央行新的监管职能，以及欧洲央行在过去一年中购买主权债券的举措，为饱受重压的欧洲外围经济体提供了亟需的缓解。此外，欧洲离完整的银行业联盟又近了一步。
进一步取得进展的主要障碍在于，两种相互竞争的叙事已然形成，它们分别解释欧洲的经济困境并提出前进路径。一种观点聚焦于欧元区的结构性缺陷，主张加强制度框架；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国内政策失误，主张紧缩。令人担忧的是，由此引发的政治辩论已沦为一片刺耳的喧嚣，充斥着道德说教、相互指责、替罪羊之说和标签化言论。
事实上，尽管这两种解决欧元问题的思路常被描绘成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它们实际上是确保欧元区未来的任何现实可行方案中相互补充、甚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样，仅凭任何一种叙事都无法为欧盟提供愿景；两者之间的鸿沟只能靠信任来弥合。
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甚至法国，都需要控制赤字并精简债务。但仅靠紧缩本身，无法使欧洲南部经济体重新站稳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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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希腊为例。该国担心遭到欧洲抛弃，并坚信痛苦的预算削减与偿债只会让其债权人受益，因此选择自我封闭，丧失了推行布鲁塞尔所要求改革的全部动力。与此同时，德国人认为向南欧转移资金会引发道德风险问题，而任何欧洲政治协议都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由于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公众舆论在北欧与南欧之间日益分化，使恶性的不信任循环持续下去。
同样错误的是，以为仅靠制度改革就能解决欧洲的问题。尽管欧洲的一体化金融框架正在成形，但关于欧洲处置机制设计的艰巨决策仍有待制定。银行业联盟无疑将在主权方面带来重大让渡（例如，在国家层面作出关闭银行、分摊损失或裁员的决定），如果不同时推动政治联盟的进展，这将引发合法性危机。
因此，要解决欧洲严峻的经济问题，就必须深入政治想象的深水区。然而，迄今为止，旨在巩固欧元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技术层面，试图将欧洲的金融困境与民众对其发展方向的不满隔离开来。相关辩论一直被搁置、持续发酵，成为一个危险且功能失调的泄压阀，供欧洲各地情绪激动、心怀挫败感的民众宣泄。
面对选民的不满，评论人士迅速抱怨欧盟机构存在“民主赤字”。近来，他们一再呼吁直选欧盟委员会主席，将部长理事会改造为某种形式的第二立法院，或设立覆盖全欧的政党以参与欧洲议会选举。
然而，这些倡议都难以奏效，原因在于一个简单而令人不悦的事实：直到今天，欧洲人仍以“我们与他们”的立场看待彼此。欧洲的共同机构——无论是旧有的还是新设立的——只有在共同的欧洲认同形成并为其提供支撑的前提下，才能长期存续。
这种认同的形成，取决于政治家能否向本国公民传达欧盟的真正优势，以及那些试图独善其身的民族国家所面临的黯淡前景。 在“后欧洲世界”中，只有团结一致，欧洲才具有全球影响力。一个极端的典型例子是单一市场，另一个极端则是国防——后者因欧盟成员国之间的重复建设和空白领域而问题重重。
尽管政治家和选民同样不愿承认，欧盟已来到一个岔路口。一条道路通向进一步的一体化，另一条则意味着回归民族主权；走前一条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而后一条路则相对轻松，是一条直下的道路。归根结底，欧盟的未来——如果它还有未来的话——取决于能否构建一套连贯的叙事，明确阐明这一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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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欧洲议会大楼外的欧盟旗帜，摄于布鲁塞尔 REUTERS/Francois Lenoi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