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陷入即时经济冲击与缓慢累积的长期结构性危机之间。
欧洲领导人将经济下滑与地缘经济对抗联系起来，这威胁着供应链和贸易稳定。
错误信息和社会极化急剧加剧，正在削弱欧洲推动关键改革的能力。
每年，世界经济论坛都会向数千名资深商界与政策领袖询问其所在国家面临的最紧迫风险。这些答复取自 高管意见调查 数据（收集于2025年3月至8月间）揭示了欧洲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片大陆正夹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焦虑之间，并且日益意识到，要想生存，它必须同时直面两者。
欧洲经济面临的双重威胁
试想同一面墙上的两只时钟。第一只走得快，追踪衰退、通胀飙升、季度增长数据以及其他主导新闻头条的动态等议题。第二只走得慢，衡量的是劳动力减少、基础设施老化或社会契约悄然瓦解等长期议题。欧洲领导人正同时关注这两只时钟。问题在于，大多数政策应对都是针对快时钟进行校准的。
2025年，经济下滑和通胀位居欧洲风险排名之首，是即时、紧迫的担忧。但紧随其后，长期结构性忧虑也在稳步攀升：劳动力短缺，以及正开始瓦解的社会安全网。
值得注意的是，欧洲根本性担忧的持续性之强。经济下滑已连续三年位居排名榜首，而劳动力短缺和通胀则一直稳居主要风险之列。但“慢时钟”正在更加响亮地滴答作响的真正信号，是长期社会性担忧的上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不足的排名已从2023年的第1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5位。这一转变反映了当地的实际状况，表明欧洲的结构性问题终于穿透了噪音，浮出水面。
对于风险领域的领导者而言，这一任务已从应对冲击转向预判那些可能逐步固化为危机的、变化较缓的压力。“在不断演变的欧洲环境中，有效的风险管理意味着超越眼前：在风险演变为危机之前，预判最重要的风险。”诺华国际公司企业伦理、风险与合规主管Barbara Badoino说道。“在制药行业，在高标准诚信与合规的指引下，同样的严谨纪律支持着始终以人为本的负责任决策。”
这正是快慢两只时钟开始交汇之处。经济下滑充当了有时被称为“枢纽风险”的角色——一种与几乎所有其他主要担忧相互交织的核心威胁，从失业、债务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劳动力缺口，无不与之相关。领导人不仅仅是在为又一次衰退做准备。他们担心的是更难恢复的局面：一种低增长均衡，即使需求最终回升，结构性问题、人口老龄化、投资不足以及不断扩大的社会鸿沟仍会阻碍复苏。2025年，欧洲对地缘经济对抗的担忧排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欧洲第8位，全球第14位），且对经济下滑和地缘经济对抗的担忧常常同时出现，这表明欧洲领导人认为这两种风险在根本上相互关联。这种恐惧已超出经济疲软的范畴，还包括对供应链、贸易壁垒和战略依赖的长期担忧，它们正在积极阻碍通往增长的道路。
错误信息与极化：欧洲新的安全前线
三年前，错误信息在欧洲风险清单中排名第25位。在2025年的数据中，它升至第3位。同一时期，对武装冲突的担忧则从第5位下降至第17位。
尽管乌克兰战争仍在继续，且自2025年调查结果公布以来中东冲突有所加剧，但欧洲领导人最为急剧提升的威胁之一——错误信息——并非由武器发射的威胁。此外，在欧洲，错误信息与社会极化的关联比世界大多数其他地区更为紧密。而分裂的社会难以做出复杂问题所需的集体决策。
对于企业而言，这使错误信息从公共政策问题转变为运营和治理风险。“作为全球性组织，在日益不确定的世界中应对错误信息和深度伪造风险，需要一种多层次的方法，将技术、健全的治理、员工教育和战略沟通相结合，”雀巢（Nestlé）集团风险管理负责人Lisa Bechtold说道。“鉴于未来近期大多数网络内容都可能是合成生成的，保持警惕和健全的人类判断将至关重要。”
地缘政治与气候如何划分欧洲的风险版图
然而，若跳出整个大陆的整体图景，便会发现更为复杂的地理格局。根据调查，在43个个别欧洲国家与全球平均水平出现显著偏离的案例中，每一例都体现了更高的担忧。欧洲的偏离方向是单一的。
然而，这种警觉的具体表现因地理位置而差异明显。靠近现有冲突的国家——乌克兰、拉脱维亚、波兰、爱沙尼亚——主要集中在安全风险方面：网络战、武装冲突、生物和化学威胁。而南欧的情况则受到气候脆弱性的影响，这一点是北欧所不具备的。
时间序列数据揭示了另一层复杂性：欧洲的风险认知具有波动性。对地缘经济对抗的担忧——即贸易与投资沦为地缘政治竞争工具的恐惧——从2022年的第4位，跌至2023年和2024年的第25位，随后在2025年因关税等问题的高度关注而回升至第8位。非自愿移民的走势则相反：2023年和2024年急剧攀升，随后大幅下降。一项基于欧洲担忧快照而制定的战略，将始终盯着错误的时钟。
平衡欧洲的经济增长、国防开支与气候风险
综合来看，三项相互关联的挑战浮现出来。
第一项是如何摆脱这种政治逻辑：先处理短期风险，而将结构性改革推迟到之后。数据表明，这是一个陷阱。长期担忧如今正在塑造商业决策。而促进经济转型与增长的政策，也能降低对冲击的脆弱性。
第二项是如何切实将经济政策与安全政策联系起来。这必须既认识到二者的互补性——没有安全就没有经济增长——也要认识到其间的张力。贸易与国际分工是增长的支柱，但同时也是易受经济胁迫影响的根源。而国防支出会挤占教育、再培训和气候行动的支出，而后者有助于应对相互竞争的风险来源。
第三项挑战是如何在政治极化、错误信息和信任侵蚀的环境中应对这些问题。因此，核心问题在于：欧洲如何将诊断转化为行动？换言之，它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并权衡相关取舍？
在国防方面，欧洲必须重整军备并争取自主。但其方式必须在财政上可负担、有利于增长并维持凝聚力：通过 扩大规模、创造跨境竞争、分担财政负担 并最大化创新溢出效应。
在经济安全方面，欧洲必须降低外部依赖，但其方式必须既能保持贸易收益，又尊重国际承诺。
在企业层面，欧洲必须保护其关键产业，并防止其社会结构撕裂。但它也必须认识到，保护至多只能争取时间。它需要在能够充分利用其劳动力、人力资本和制度优势的行业和地区，发掘新的比较优势。
最后，欧洲绝不能忽视气候变化这一长期风险的关键来源。应对这一风险，同时不致使社会分化，需要调动社会机制，使负担得以广泛分摊。
欧洲的快慢两只时钟不会相互等待，其政策制定者也不能等待。
其他见解与贡献由 Mark Elsner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