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捷克政治家兼剧作家 瓦茨拉夫·哈维尔 指出，部分捷克政治人物“区分两种暴力、种族灭绝、恐怖主义与黑手党：一种较好，一种较坏。较好的一种是泛斯拉夫主义的，较坏的一种是伊斯兰的。”针对当前涌入的大多为非欧洲籍难民与移民的反应表明，这种由对未知的恐惧所塑造的世界观，在今日的中欧依然十分普遍。
欧洲中部出现的仇恨、公开的种族主义，以及对带刺铁丝网围起的难民营几乎不加掩饰的渴望，部分源于中欧长期存在的“对不宽容的容忍”。这种不宽容并非盲目：它针对的是不同种族、信仰或观点的人，这些人在最好的情况下被视为某种抽象的存在，在最坏的情况下则被视为威胁。
这种不宽容随着无知而加剧。缺乏与不同文化、种族或宗教的人直接接触的经历，为偏见、神话和不实谣言留下了空间，而小报媒体的末日式渲染又助长了这些偏见。
但无知不能成为借口。我们 肩负着一份责任，这份责任源于传统，要求我们至少为难民提供紧急援助、庇护、食物和住所。帮助他人（无论远近）是三大一神教的核心，是我们文化的根基，也是我们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此时，人们很想就此结束讨论，并向公民发出热烈呼吁，帮助难民。但故事远不止于此，而哈维尔——对他而言，责任远不止于慷慨激昂的修辞——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原因。
欧盟各国政府和机构必须自问：它们是否充分履行了为当今难民提供即时援助的责任？它们还必须自问：是否已尽力防止当前局面的出现，例如是否介入以遏制叙利亚冲突。同样，它们还须考虑是否履行了保护欧盟外部边界的责任，以应对大规模移民潮——这一移民潮模糊了逃离死亡者与寻求经济机会者之间的区别。
欧盟还必须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即其责任是否包括为部分或全部难民提供永久居留权或公民身份。在这一问题上，部分西欧国家所持立场要 积极得多的态度 ，远超中欧多数国家的看法。但若将此归咎于中欧民主尚不成熟，未免过于轻率。
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中欧人并不敌视一般意义上的移民。近几十年来，大量移民涌入该地区；除少数例外，他们并未遭遇种族主义和歧视。该地区人口日益减少，经济快速增长，与德国一样渴求年轻且廉价的劳动力。
然而，中欧对于来自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批移民并无欢欣鼓舞之意；事实上，中欧国家坚持要选择的，不仅是能够进入的难民数量，还有具体是哪些人。这一立场引发了“歧视”和“缺乏团结”的指责；中欧人被告知，每个欧洲国家都必须分担抵达难民的责任，即便不是自愿承担，也将通过外交施压或法令强制实施。仿佛封闭狭隘的沙文主义与胸怀博爱的人道主义之间的冲突，已淹没了常识。
要更清晰地思考，我们最好参考哈维尔对此问题的看法。他的第一反应是提供帮助，这一点体现在他的信念中：接纳“逃离战争、贫困与苦难”的人，是“基本的、普遍的人类团结”问题。
但哈维尔远未主张对所有想在欧洲定居的人敞开大门。部分原因是现实层面的：我们“几乎无法容纳”所有对其政权不满的人进入欧洲。
“我认为，提醒生活在极权国家的人，即便是委婉地提醒，他们也可以着手应对自身国内的极权主义，而不是仅仅逃离，这并无不妥，”哈维尔（当时是捷克斯洛伐克最著名的反共异见人士）于1986年论证道。“如果我要求西方人不要仅考虑自身的特殊利益，而应像我们所有人都应有的那样行事——也就是说，仿佛我们都直接对整个社会的命运负有责任——那么，我看不出为何不能对生活在极权国家的人提出同样的要求。”
哈维尔承认，这一要求（它也可适用于逃离其他类型政权的人）“艰难”；然而，三十年后，它丝毫没有失去其相关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问题——无论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只能在当地解决。
就中欧而言，还有另一个阻碍接纳难民意愿的因素：该地区并未背负帝国时代的罪责。对哈维尔而言，欧洲前殖民强国感到必须为过去的压迫赎罪，这种感受导致了“智识上的死胡同”。他如此表述：“如果我们都不伪装、保持本色，只是彼此尊重、敬重，接纳彼此原本的样子，我们便能最好地互相帮助。”
哈维尔在思考欧洲的未来时，常常深入探寻能够推动一体化的精神气质（ethos）。当前的难民危机或许正是这种欧洲精神气质萌芽并传播的种子。然而，哈维尔会质疑，它能否通过法令种植下来，更遑论扎根生长。
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刊载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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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ichael Žantovský 为布拉格瓦茨拉夫·哈维尔图书馆执行董事。
图片：一名移民在越过希腊边境后走向马其顿。REUTERS/Ognen Teofilovsk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