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待中国经济未来几年前景的方式是抱有 谨慎的乐观 ——之所以谨慎，是因为经济中扭曲现象普遍存在，从资源的大规模错配到推动恶性循环的高度扭曲的宏观经济结构；但之所以乐观，恰恰出于同样的原因。重大且普遍存在的扭曲意味着仍有增长空间。错配越严重，效率提升的潜力就越大。
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因为其经济存在高度扭曲。过去的中央计划遗留了许多扭曲，仍有待通过一轮又一轮的个别改革逐一消除。因此，与当今许多新兴经济体以及过去的东亚四小龙不同，中国拥有一种效力更强的发展工具：改革。减少扭曲、将现有资源重新配置到最具生产力用途的改革，将推动生产率增长，而这本质上比资本积累更加可持续。
过去，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领域大规模转向高生产率领域，一直是重要的增长来源。首先，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制造业部门。随后，在1900年代，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国有部门转向私营部门，释放出新一轮增长浪潮。下一轮增长浪潮将来自资本向其最具生产力用途的再配置。
迄今为止，资本市场是经济中扭曲最严重的部分。私营部门，尤其是中小企业，极度渴求资本。将资本从吸纳了不成比例国家投资的国有企业，重新配置到效率更高、生产力更强的私营企业，可以在中国催生下一轮大幅增长。但关键要素是 改革。
另一个乐观的理由是，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人力资本正在迅速积累。虽然中国传统上是一个重视教育、实行较为合理的择优制度的国家，但独生子女政策本身加速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在我与合作者Taha Choukhmane和Nicolas Coeurdacier共同完成的研究“The One-child Policy and Household Saving Puzzle”中，我们发现，独生子女获得的教育投资远多于（在独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双胞胎；在15至21岁儿童的可自由支配教育支出方面，几乎是后者的两倍。
原因很简单：存在数量与质量之间的权衡。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多数城市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因而有能力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多得多的资金。教育投资直接转化为学历水平；与独生子女相比，双胞胎进入技术/职业高中而非普通高中的可能性高出40%。简而言之，这意味着我们拥有一代受过高等教育、但可能存在心理压力的超级独生子女群体。
然而，高人力资本以及大量熟练劳动力和大学毕业生涌入经济体，并未转化为实际的就业创造。中国当前和未来的问题与美国恰好相反。美国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长，而供给增速放缓；中国则正好相反。中国每年新增多达 700万名大学毕业生 ，导致许多年轻人失业。
就业创造是中国经济中的普遍问题。在经济快速增长期间，就业增长平均每年仅约1%。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低就业创造？一个关键因素是经济过度偏向制造业。这些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而实际就业增长却很低。相比之下，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就业增长却较高。为创造就业，中国经济需要从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向服务业转型。
但是，大力推动制造业，或许可以追溯到一种历史心态和偏向，即过分重视生产：更多生产，然后出口。生产超出国内吸收能力，必然导致大额贸易顺差，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远超单纯的汇率错位，而后者对纠正全球失衡几乎无济于事。
然而，这些令人担忧的迹象（就业增长低迷、消费疲软、环境问题、短期增长放缓、外部失衡严重）都是同一问题的症状：高度扭曲的宏观经济结构维持着一个 恶性循环。在这一循环中，金融抑制和工资压制补贴出口与生产。劳动和资本收入低下削弱了家庭需求，压制了家庭消费，因此政府不得不越来越依赖出口和投资来维持GDP增长。这反过来又需要进一步的扭曲性补贴，将资源从家庭转移出去。如此循环往复。
尽管看似各不相关，中国一些最具争议的政策（资本管制、固定且被低估的汇率、管理利率、金融抑制和工资压制）相互配合，编织出一张相互关联、彼此独立又相互依存的扭曲性政策网络。这张复杂的网络将经济推入扭曲的循环：陷得越深，就越难以脱身。
因此，可以说，中国经济的薄弱之处同时也是可持续增长的机遇所在。仅仅纠正 现有 资源（尤其是资本）的错配，就可能释放出远超想象的增长动力。但这种情况是否发生、需要多长时间，完全取决于改革实施的成效与速度。
人们仍可合理地乐观看待：几年后，独生子女一代将成为经济中的关键主体，并将提升生产率。但除非政府对以生产为基础的经济的心态和偏好经历一些相当剧烈的转变，这些优势都无法得到充分实现。
这是系列文章的一部分，旨在纪念世界经济论坛的 全球青年领袖社群成立十周年。
作者：金克宇（Jin Keyu）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也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
图片：2012年2月5日，人们在上海市中心豫园，从一盏饰有龙纹图案的灯笼旁走过，灯笼用于元宵节前夕的装饰。REUTERS/Carlos Barr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