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一篇近期文章中，经济学家阿克塞尔·莱昂霍夫武德（Axel Leijonhufvud）将市场体系定义为一张契约之网。由于契约彼此相连，一项违约便可能引发一连串的失信，“使得摧毁市场体系运转所依赖的整个正式与非正式契约之网成为可能。”国家的职责在于保护、执行和监管这些契约及相关产权，并在必要时进行干预，以防止系统性失灵。
这张契约之网（在主流经济学中常被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于几乎隐而不见）体现了嵌入市场体系中的正式与非正式规则，这些规则塑造并约束着个人与社会行为。它们构成了一切人类制度的基础结构。
发达经济体拥有极为复杂的契约网络，例如金融衍生品。莱昂霍夫武德认为，就欧洲而言，这意味着需要一种三管齐下的方法，聚焦于“杠杆水平”、“期限错配”以及“网络拓扑结构”，即“其连通性以及存在被认为‘大到不能倒’的关键节点”。原因在于“契约网络已出现严重的不一致”。若坚持要求所有契约均须履行，则将“导致大部分网络的崩溃”，并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及难以估量的社会和政治后果”。
相比之下，中国等新兴市场的制度体系较不成熟，其契约与制度联系会随时间推移而演变得更为复杂，尤其是在全球化交易的推动下。在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多数契约发生于个人与国家之间；而更为成熟的市场契约仅在过去30年间才得以出现或重新出现。事实上，与公有制企业广泛订立市场契约，是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一项近期且重要的调适。
然而，契约网络也可被理解为复杂的适应性市场系统，其同样涵盖国家与家庭关系。要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必要系统地考察这些不同形式的契约及其制度结构。
家庭与亲属契约，规范婚姻、收养、同居、继承等事务，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些契约是最古老的契约形式，至今仍是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
公司契约 以营利性法人为交易的核心，并约束其所有利益相关方。中国的公司契约在过去30年间呈指数级增长，但其具有鲜明特征，反映了中国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
市场契约 ——和/或供应链中生产者之间——通过地方或全球市场，将个人、家庭、企业、政府及公共机构联结起来。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已开始实践现代契约法，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遵守国际社会关于贸易与投资的规则。
非政府及非营利性民间契约 将人们联结在一起，用于社群、宗教、社会及政治活动。这类契约在中国仍相对较新，并处于不断演变之中。
由宪法和行政法律创设的社会契约 界定国家及其组成机构与个人和私营部门之间的权力与责任。其内容包括：通过刑事、行政和民事法律对个人及私营实体征税和施加约束的权力，以及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义务。中国通过重要的制度创新强化了其单一制国家体制，并带来了增长与中等收入阶层的繁荣，但其基本的五级行政结构仍得以保留——中央政府居于顶层，其下为省、市、镇及村级机构——这一结构早在两千年前便已出现。
厘清契约网络的结构，是理解一个经济体如何运行的关键，包括其对内外部力量所作的动态非线性适应。遵循物理学家弗里乔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的观点，应将生命有机体、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视为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复杂适应性系统。这意味着，我们应将经济与社会视为一张生命之网，而非僵化的等级体系或机械的市场；在其中，契约（无论正式与非正式、已履行或已违背）乃是人类活动的本质。考察契约网络，应类似于生物学家对细胞结构与DNA的研究。
中国已建成 四条运行中的全球规模现代供应链 ，涵盖制造业、基础设施、金融及政府服务领域，这得益于其不断演变、扩展且复杂的契约网络。但中国如何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从传统的、家长式的家族契约以及陈旧的宪政结构中，建立起现代工业基础？
通过试验、适应与演进——这一过程被形容为“摸着石头过河”——中国已能够在政治决策中演化出一条更高层级的供应链，即第五条供应链。这一被中国称为“顶层治理架构”的机制，对于协调与统筹各条供应链及整体契约网络至关重要，从而实现个人、家庭、企业、社会与国家目标之间的微妙平衡。
这一顶层治理架构类似于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它统筹其他软件与硬件组件，形成一个整体。此类结构存在于许多经济体中，但在中国语境下，由于国家在经济中扮演核心角色，该架构对制度的有效性至关重要。其最终形态将取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制度背景以及不断演变的契约网络如何影响国家的社会结构。
作者：Andrew Sheng，冯氏环球研究所（Fung Global Institute）主席，曾任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主席，现为北京清华大学兼任教授。肖耿为冯氏环球研究所研究总监。
图片说明：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布。
图片说明：一名投资者站在辽宁省沈阳市一家证券经纪商的电子显示屏前，屏幕上显示中国B股的相关信息。REUTERS/String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