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称道的是，中国在人均产出仅略高于所谓发达经济体三分之一水平的时候，就将可持续发展置于重要位置。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自觉选择将重心从经济增长的数量转向增长的质量。
在当下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人们很容易忽视取得的进展等重要迹象。作为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中国便是一个典型例子。通过转变经济模式、调整燃料结构、发展新型交通系统以及拥抱生态友好型城市化，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体现了全球领导力，世界其他国家应当非常审慎地加以借鉴。在因贸易问题而急于妖魔化中国的过程中，西方完全忽视了这一点。
过去12年间，中国的经济结构已发生显著转变，从过度依赖高耗能的烟囱式制造业，转向低碳服务业。回溯到2006年，所谓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第二产业——主要包括制造业，也包括建筑业和公用事业生产——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8%，而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仅占42%。到2018年，两者比例已经颠倒：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服务业占52%。对于大型经济体而言，如此短时间内发生这一规模的结构性变化几乎前所未有。
这一转变绝非偶然。2007年3月，时任总理温家宝曾广为人知地警告称，中国经济正日益变得“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这一警告引发了关于可持续发展风险的激烈讨论，并对中国最近几个五年规划和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决策层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已无法再沿袭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的高速增长策略所设定的高能耗、高污染路线。
与这一深刻的结构性转型相一致，中国积极推动燃料消费结构的调整，逐步减少对高碳煤炭的依赖，转向石油、天然气、水电和可再生能源。尽管2018年煤炭仍占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58%——是世界其他地区18%份额的三倍多——但这一比例已大幅低于2006年的74%，而2006年正是温家宝提出“四个不”、首次引起各界对可持续发展高度关注的前一年。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发展风能、太阳能和地热能、生物质能等非碳可再生能源方面，正引领全球。2018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消费量比美国高出38%，是德国的三倍。虽然可再生能源目前仅占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4%，但过去五年间，其年均增长率达到25%（其中2018年增长29%）。如果中国保持这一发展路径，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有望占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20%，这将是迈向更清洁、低碳经济道路上的重大突破。
中国快速转变的交通模式，是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第三个关键组成部分。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络、增长最快的地铁系统，并在争相发展电动汽车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的高速铁路运营里程有望在明年超过3万公里（18,641英里），高于2017年的2.5万公里以上，并且未来几年还将大幅增加。这种高能效的长途铁路互联方式，与美国为机动车辆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建设的、高碳排放的州际公路系统形成鲜明对比。
最后，城市环境对任何可持续发展挑战而言都显然至关重要，在中国尤为重要，因为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仍需约三十年时间，其城镇人口比例可能会从目前的近60%上升至2050年的80%。诚然，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主要城市的道路严重拥堵。但中国正为此采取行动，拥有全球最长12个地铁网络中的七个。此外，中国的电动汽车（EV）市场地铁网络。规模远超其他地区，2017年销量超过50万辆，而美国和欧洲合计销量略低于20万辆。预计在未来十年，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的领先优势将进一步扩大。
中国还特别注重新型生态城市模式，其特点包括低能耗建筑材料、轻型公共交通以及规划完善的“绿色空间”城市片区。被规划为北京以南“副中心”的雄安新区在这方面尤为值得关注，现有的中新天津生态城以及海南近期宣布的全面转向清洁能源汽车的规划也同样如此。根据最近的一项估计，中国目前计划建设250多个生态城市。作为城市化的后来者，中国有机会依托全新的城市规划和能源效率模式，而这些模式是工业化世界的先行者所无法获得的。
这些努力是否足以对中国和地球产生实质影响？好消息是，中国在全球排放中所占份额已趋于平稳，尽管仍处于较高水平。中国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中的占比已从2001年的14%翻倍至2011年的28%，但此后并未继续上升。尽管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18年确实增长了2.2%，但这一增幅低于美国（2.6%）、俄罗斯（4.2%）和印度（7.0%），同时远未达到欧洲和日本分别下降1.6%和2%的绝对减排水平。
遗憾的是，中国的这些好消息对于一个许多人认为已经处于危机之中的星球而言，很可能仍然不够。让排放曲线趨于平缓并稳定排放份额。而要实现20%的削减，则是另一回事，即在排放水平上实现的目标，该水平最初由《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规定。尽管如此，通过从高碳制造业转向低能耗服务业，并积极拥抱电动汽车、高速铁路和生态友好型城市化——且有望在所有这些趋势上持续推进——中国正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了很高的标杆。
虽然贸易战很重要，但中国正在赢得更为重要的可持续发展之战。值得称道的是，中国在人均人均产出仅略高于所谓发达经济体三分之一水平的时候，就将注意力投入这场战役。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自觉选择将重心从增长的数量转向增长的质量。
那么，我们其他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