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莱斯福斯公司的J. P. Rangaswami认为，伙伴关系最好不要建立在合同之上，因为合同往往侧重于“违约时的追索权”。简单来说就是：“出了问题谁来买单”。他主张，伙伴关系应以“盟约”作为赋能原则，因为盟约的意图更在于“即使出了问题，我们双方如何仍能共赢”。
我认为他说得有道理。
不过，还有一个更大的理念，在我看来，它能够概括天津“新领袖年会”上讨论的大部分议题。 新领袖年会 该理念关注的是：经过更新的“公共盟约”这一哲学概念，如何能够取代旧式的社会契约这一政治美德。
社会契约作为赋予权力合法性的机制，久而久之，已将社会各方协作运行的赋能原则简化为一种交易性安排；更确切地说，是一系列交易，其中政客和商界领袖只关注短期收益，而将决策的真正成本转嫁给未出生的后代、无组织的利益群体和少数群体等较弱的相关方。
无论是普通民众——他们因理性无知而难以理解 医疗政策的繁复细节，从而无法相应地做出贡献；还是超级投资者——他们为了眼前的股市回报而牺牲企业价值主张的可持续性，从而侵害小型价值投资者的利益，我们现代社会所依托的社会契约正在蜕变为一场有利于组织更严密的利益集团的转嫁成本骗局。
在我居住的非洲，人们普遍认为，当前的全球体系旨在不断削弱新兴国家和经济较弱国家的议价能力。一套未经改革的援助体系被强加给我们的社会，其目的是巩固既得利益者的地位，而非激发 创新者的崛起。即便是非洲与中国之间令人振奋的新型南南合作伙伴关系，也几乎没有显示出现状发生根本转变的迹象，因为最初的受益者往往是旧势力的成员，而非创业者和社会活动家等先锋力量。
然而，即使在最令人沮丧的阴霾中，全球多利益相关方团结新时代的希望之光依然闪现。人们在认识到错失良机的同时，也怀着一种令人振奋的复杂心情：既有敬意，也有惊讶，因为尽管种种困难，许多机遇实际上还是变成了现实。
一家跨国消费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以极具感染力的口才，阐述了企业在新思维上的深度：如何让中小企业、小农户、当地文化中介以及省级以下地方政府参与原材料供应链。显然，要防止大型供应链参与者因竞争而陷入逐底竞争，需要革新的不仅是商业模式，还有产业模式。
一位非洲高级政治人物打破了人们的一种观念：认为非洲大陆无法针对青年、妇女和经济上处于弱势的群体所面临的社会排斥等战略挑战，提出原创性解决方案。他所在的东非国家议会，实际上拥有的女性议员比全球其他任何地方都多。（观看此次会议， 《非洲的未来经济》）
一位总部位于美国的风险投资人在一场分组会议上讲述了新西兰初创企业与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合作，将气态污染物转化为绿色电力的故事。这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电子公司董事长向到访的 全球青年领袖 发表了充满激情的演讲，强调迫切需要改善中国品牌的海外形象。“你不可能帮助所有人，”他在谈到众多渴望进军利润丰厚的西方市场的中国私营企业时，神情严肃地说，“但我们可以帮助所有优秀的企业。”那么，计划是什么？打造联合品牌体验，类似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营销战略中较为成功的方面。他所组建的“品牌联盟”以“效忠纽带”为核心，并吸引了欧洲王室的关注。（观看此次会议， 《揭开亚洲企业家的面纱》）
在天津的每个角落，你都能看到公共盟约那引人入胜的可能性正在显现：一种新的伙伴关系文化，其基础不在于对失败的恐惧，而更多在于对成功的期望。
作者：Bright B. Simons是 MPedigree Network的总裁，同时也是全球议程理事会“数据驱动发展”小组成员，并于2012年入选全球青年领袖。他还是利用手机打击假冒产品这一理念背后的社会企业家。
图片：路透社/Peter MacDiarm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