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改革开放为中国大片地区带来了繁荣——尤其是沿海地区——而成功的新市场改革使集体化成了低效率的代名词。
然而，经济增长的浪潮并未惠及所有人。在一些地区，新改革带来的副作用十分严重，当地居民开始怀念集体时代——尽管未必希望它全面恢复。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一现象，我前往代村。代村位于中国东北部山东省兰陵县。在那里，对集体化的怀念、强有力的地方领导以及城镇化带来的经济收益，使村干部得以重建集体经济的某些方面。
乍看之下，不难理解为什么集体化在代村居民的集体记忆中如此根深蒂固：它被视为村庄历史上辉煌的一页。1958年至1983年间，村里的土地全部纳入人民公社体系，从土地使用到生产指标、村民流动，一切都受到集体组织的严格管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村集体向国家上缴了50多万公斤稻谷，因而获得特别表彰。
李学全是当地人，今年将满77岁，亲历了那段时期。回忆起年轻时，他脸上洋溢着自豪。“那时候，代村村民个个干劲十足，”他说。“在集体的领导下，我们村兴旺发达。”
然而，这份遗产在1978年后的时期变成了沉重负担。作为国家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绝大多数农村，包括代村，都实行了所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出租给各家各户。然而，代村的整套基础设施都是围绕集体建设的。如今，再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负责维护，当地大规模的灌溉设施——建于集体化时期的鼎盛阶段——逐渐失修。不久，村里引以为傲的稻田便干涸了。
20世纪90年代，周边村庄蓬勃发展，代村却陷入相对贫困。一些人将此归咎于市场放松管制，认为这助长了个人主义，滋生了冲突。组成代村的三个小村落很快因资源问题争执不休，村委会工作也陷入停顿。
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1999年，党内官员任命王传喜担任新的村党支部书记。
“与其说代村是回归毛主义，不如说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创新运用村庄的历史传统。”——人类学家廖越
王传喜上任不久，他和其他新近当选的村委会成员便开始研究南街村的案例。南街村位于中部省份河南，是改革开放时期集体化发展的著名范例。1984年，在南街村党支部书记王宏斌的指导下——他与王传喜没有亲属关系——南街村根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给各户的土地重新归于集体。此后，村里重点发展村办企业，主要涉及食品加工。1984年，南街村村办企业生产的商品价值仅为70万元；到1999年，这一数字已飙升至14亿元。
王传喜对南街村的成功印象深刻，决定效仿其发展模式。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重新分配代村全部土地。虽然村里每户都已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得各自的地块，但不同家庭地块的质量和面积差异很大。因此，2000年初，村委会重新评估村里的所有土地，并给每户分配一块“优质地”和一块“劣质地”。
然而，这还不足以恢复当地农业。代村居民越来越多地到附近县城找工作——尽管大多数人仍住在村里——留在村里种植和收割作物的人越来越少。为此，代村从2002年起向居民重新收回土地管理权，以平整地形并改善基础设施。随后，村里将这些土地重新出租给愿意耕种的村民、合作社和企业。到2005年年中，村里所有农田都已耕种；2008年，代村还取得了邻近村庄超过1,100英亩土地的管理权。
取得这些权利后，代村干部开展了多项发展项目，包括建设商场和农业园区，以提高产出和集体收入。王传喜称，到2017年，村集体资产已超过20亿元，净收入达1.1亿元。他表示，村民也分享到了成功的成果：村里每年向3,600名居民每人发放500元分红，提供住房补贴和基本医疗保险，为60岁以上居民提供退休公寓，并为村里的孩子设立奖学金。至于其余资金，据王传喜介绍，大多再投资于旅游业发展项目。
然而，尽管集体化为村庄带来了诸多好处，村干部也因此得到上级的关注和赞扬——包括省级党内官员于6月决定发起“向王传喜学习”活动——仍应指出，若没有近年来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代村的经济成功便无从实现。
代村恰好位于兰陵县城乡交界处，因此有利于借助这一趋势。过去十年，兰陵城镇化迅速推进，代村几乎与县城连成一片，尽管行政上仍然独立。随着更多村民进城就业，集体进一步加强了对当地农田的控制。
与此同时，城镇化以及中国近期的房地产繁荣，令代村地价在短短十年间上涨了十倍以上。地价迅速攀升帮助村庄积累了资本，村干部用这些资金在从农民手中租回的土地上建设现代商业广场和农业园区——本质上是兼具旅游开放功能的高度现代化农场。相关项目的利润随后用于资助村民福利体系。
这是支持者常常称道的集体模式优势之一。他们认为，如果没有集体的协调行动能力，土地权利就会分散，代村便不可能开发如此大型的项目，也无法取得如此可观的收益。
然而，尽管代村被视为集体化成功的典范，事实上，代村当前的村集体与毛泽东时代的前身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代村的集体化仅限于集体控制土地管理权——土地本身按照企业和市场原则进行管理——村民生活也不像过去那样受到严格控制。代村集体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原有的政治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家控股公司。村民以土地入股这家“公司”，并以此获得相应的分红。
与其说代村代表着回归毛主义，不如说它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对村庄历史的创新复兴。集体化要发挥作用，需要集中经济和人力资源；代村的成功得益于一系列独特且难以复制的条件。政府或许希望人们“向王传喜学习”，但他的方法能否在中国其他地方奏效——尤其是在缺乏如此有利条件的情况下——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