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是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教授。他的最新著作是《不平等的代价》，探讨当今分裂的社会如何危及我们的未来。
2012年的情况果然如我所料般糟糕。欧洲的经济衰退是其紧缩政策以及注定失败的欧元框架所带来的可预见（且已被预测）的后果。美国疲弱的复苏——增长勉强只够为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创造就业岗位——则是政治僵局所带来的可预见（且已被预测）的后果，这一僵局阻碍了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就业法案获得通过，并使经济滑向“财政悬崖”。
两大主要意外是新兴市场放缓，其程度略强于且范围略广于预期；以及欧洲推行了一些确实值得注意的改革，尽管距离实际需要仍相去甚远。
展望2013年，最大的风险来自美国和欧洲。相比之下，中国拥有避免经济硬着陆所需的工具、资源、动力和知识，并且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没有任何重要的利益群体拥护“扩张性紧缩”这类致命的理念。
中国人正确地认识到，他们必须更加注重增长的“质量”——将经济从出口转向国内消费，实现再平衡——而不是单纯追求产出。但即便中国调整了重点，且全球经济环境不利，约7%的增长仍应能支撑大宗商品价格，从而使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出口受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也可能帮助大宗商品出口国，即便其对促进美国国内增长作用甚微。
美国在奥巴马连任后，很可能将继续勉强维持现状，与过去四年大体相同。房地产市场出现的复苏迹象，足以使政策制定者不愿采取激进措施，例如对“资不抵债”抵押贷款（即未偿贷款余额超过房屋市场价值的贷款）进行本金减记。但由于实际（经通胀调整的）房价仍比先前峰值低40%，房地产（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建筑业）的强劲复苏似乎不太可能。
与此同时，即便奥巴马的共和党反对者未能在1月1日将国家推下由自动增税和削减开支构成的财政悬崖，他们也将确保美国自身形式的温和紧缩持续下去。目前，公共部门就业人数比危机前水平低约60万，而正常扩张本应带来120万个额外就业岗位，这意味着公共部门的就业缺口接近200万。
欧洲风险
但全球经济真正的风险在于欧洲。西班牙和希腊正处于萧条之中，看不到任何复苏的希望。欧元区的“财政契约”并非解决方案，而欧洲央行购买主权债务至多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如果欧洲央行在提供融资的同时施加进一步的紧缩条件（似乎正是其对希腊和西班牙提出的要求），那么这种疗法只会使病人的病情恶化。
同样，共同的欧洲银行业监管不足以阻止资金从受冲击国家持续外流。这需要一个充分的共同存款保险计划，而北欧国家已表示短期内不会考虑这一方案。尽管欧洲领导人已多次做出此前看似不可想象的举措，但其应对措施与市场脱节。他们一直低估了紧缩计划的不利影响，并高估了其制度调整的益处。
欧洲央行规模为1万亿欧元（1.3万亿美元）的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的影响，令人印象深刻地短暂。该操作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以购买主权债券（这是一种自我拉动式操作，与欧洲央行为支撑银行而向主权国家融资的做法同样怪异）。欧洲领导人已认识到，在缺乏增长的情况下，外围国家的债务危机只会恶化；他们甚至（有时）认识到紧缩政策在这方面无济于事；然而，他们未能推出有效的增长方案。
欧洲当局对西班牙和希腊施加的萧条，已经产生了政治后果。在西班牙，独立运动（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重新抬头，而希腊的新纳粹主义则日益猖獗。欧元原本旨在促进民主欧洲的一体化，如今其效果恰恰相反。
危机中的政治
其教训在于，政治与经济密不可分。市场本身可能既不高效也不稳定，但放松管制的政治为史无前例的过度行为打开了空间，这些行为导致了资产泡沫，并引发了其破裂后接踵而至的连环危机。
而危机中的政治所带来的应对措施远远不够。银行得到了拯救，但潜在问题却任其恶化——这并不奇怪，因为在欧洲和美国，修复这些问题的任务都交给了造成问题的政策制定者。在欧洲，推动欧元诞生的是政治而非经济；正是政治导致了一个根本上存在缺陷的结构，它为泡沫创造了充足空间，却几乎没有为应对泡沫破裂后的局面留下余地。
预测2013年，就是预测分裂的美国政府和分裂的欧洲将如何应对各自的危机。 经济学家的水晶球总是模糊不清，而政治学家的水晶球则更加模糊。话虽如此，美国大概率仍将再勉强维持一年，既不会被推下悬崖，也不会走上强劲复苏的道路。但在大西洋两岸，两极分化的政治所表现出的虚张声势与边缘政策，将十分明显。边缘政策的问题在于，有时人们确实会跌落悬崖。
此处表达的观点仅为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一定代表世界经济论坛的观点。本文与 www.project-syndicate.org合作发表。
图片：人们在英国爱丁堡用烟火棒书写2013字样 路透社/David Moi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