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和营养不良人口数量正在上升，这是十多年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提供了这一数据。目前，受影响人数已达8.15亿，粮食严重短缺且影响广泛的事件仍时有发生。联合国近期还警告称，2000万人面临迫在眉睫的风险，可能死于饥饿。四个国家尤其面临风险：也门1000万人、尼日利亚（东北部）400万至600万人、南苏丹400万至600万人、索马里200万至400万人。另有18个国家正遭受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
抛开可以理解的情绪不谈，我们真的确定自己了解饥饿和营养不良，或者说粮食不安全吗？这些数字上升背后的因素是什么？这是气候变化导致干旱增多所致吗？是人口过剩吗？是地球退化造成荒漠化、污染和森林砍伐吗？还是暴力起了最大作用？
要开始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了解背景、成因和可能的解决方案。
措辞为何重要
无论处境被如何称呼，饥饿的人都在受苦。遗憾的是，与长期粮食不安全所伴随的饥饿相比，政界人士更可能在发生饥荒、有人饿死时采取行动。这是因为饥荒会登上新闻头条，而饥饿和长期营养不足则不在媒体的关注范围内。但可以说，这种区分是人为的，也无助于解决问题。
2004年，综合粮食安全阶段分类全球伙伴组织推出了一套粮食不安全分类体系，供索马里使用。该体系经过国际测试后，后来被联合国正式采纳。该体系的第5级为“灾难”，达到技术标准时便会宣布发生饥荒。标准包括：至少五分之一的家庭面临极端粮食短缺；超过30%的人口遭受急性营养不良（消瘦）；每天每万人中至少有两人死亡。
2011年，索马里发生过一次；2017年2月，南苏丹又发生了一次。联合国谨慎使用“饥荒”一词，但按理说，第3级“危机”和第4级“紧急状态”粮食不安全状况都应触发紧急行动。令人沮丧的是，措辞竟如此重要，而捐助方行动依然迟缓。
饥荒由什么导致
饥荒和粮食不安全有多种成因。过去，人们主要将其视为自然灾害的结果，因为自然灾害会减少粮食产量或中断贸易。但到了20世纪末，人们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制度失灵，尤其是政治和经济制度失灵，以及传统互助习俗的衰退，也起着重要作用。
这些变化的表现包括治理不善、国家失能、腐败和市场功能失常。因此，遭受饥荒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其中一种或多种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也门、尼日利亚、南苏丹和索马里的挨饿儿童并非干旱的受害者。当前饥荒的成因是功能失常的国家，而这种失常最极端的表现就是冲突。
尽管政治因素会引发饥荒，自然灾害无疑也是背景因素之一：它们会降低粮食产量，并考验个人、家庭及更广泛社会群体的韧性。我们都面临气候变化的影响，问题在于，这是否会加剧非洲和亚洲贫困人口的粮食不安全状况。
据预测，随着全球变暖，脆弱的生态环境将会增多。这种情况尤其可能出现在亚洲季风区；非洲和地中海地区的干旱也可能扩散。这将加剧人口稠密的贫困国家居民的脆弱性。随着气候变化模型日益完善，普遍看法是，这类饥荒风险将在未来几十年上升。
展望未来
一项关键的防饥荒战略是投资科学研究，以便及早预警。规模最大的监测计划是饥荒早期预警系统网络，目前已在34个国家运行，依据生计区数据、气候数据、干旱卫星图像、粮食价格和贸易数据进行循证分析。
另一项必要的重要举措是投资基础设施和农业。例如，孟加拉国和埃塞俄比亚通过投资农业、市场、道路和通信，摆脱了粮食不安全的困境。
其他国家，例如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和南非，如今也开始采取“社会保护”政策，在内战、歉收、运输中断或干旱等饥荒冲击发生之前，为脆弱人群提供定期且可预期的支持，例如天气指数保险、公共工程项目、紧急粮食援助和缓冲库存管理。
如果政策制定者不提出这些或其他解决方案，那么只要极端贫困持续存在，急性粮食不安全和长期营养不足就会持续，尤其影响边缘环境中的边缘化群体。
是的，饥荒和粮食不安全问题错综复杂，解决起来无疑也十分困难。但我们如今认识到，饥饿并非不可避免，我们有道义责任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唯一缺少的是政治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