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最新报告提出，到2050年，全球粮食产量需要增加50%，才能养活世界人口；
森林和稀树草原将被砍伐并改造成耕地，生态系统将遭到破坏，而集约化单一作物种植技术也会使土地退化，以此换取更多粮食；
增加粮食产量也无法解决大量粮食在端上餐桌之前和之后遭到浪费的问题。
全球有多达2.65亿人正遭受粮食不安全，甚至可能面临饥饿，而新冠疫情使情况雪上加霜。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全球可能爆发“规模堪比《圣经》记载”的大范围饥荒，其最新报告严正提醒我们，全球粮食供应体系存在脱节，亟须审视并彻底改革其中严重的不足。
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的一份报告指出，到2050年，全球粮食产量必须增加50%，才能养活全球100亿人口，这需要相当于印度两倍的土地面积。粮食安全显然一如既往地备受关注，但在迫切形势之下，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质疑其背后的假设，以及相关研究所作论断的真实性。此外，疫情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我们现在是否需要彻底重新审视粮食生产和自给自足体系？
首先，所用数据似乎来自根据当今粮食生产方式以及西方消费模式作出的预测，因此形成了一种极其危险的假设：这些方式和模式理应被视为常态。这个极端结论是从一种外推得出的，它预测了人口过剩的世界在面对地球承载力限制时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形，却没有正视当今全球粮食生产和消费中一些极不容忽视的事实。
根据当前证据，若采用这种方法，人类很大一部分群体将因全球性的暴食而自我毁灭，这看似矛盾。粮食过度消费是现代农工综合体所塑造的一种经济现象，并非偶然或意外后果。为了养活人口过剩的世界，我们会蓄意助长暴饮暴食。我们还会耗尽淡水资源，严重超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预算，并在人类急于种植和生产廉价、不健康食品的过程中，将人类推入健康危机。
当前全球粮食危机源于一个极其浪费的生产和消费过程，甚至因这个过程而愈演愈烈；而贪婪的全球经济体系又助长了这一过程，它压低粮食产品及其组成部分在整个价值链上的价格（导致消费扭曲）。这一体系甚至使曾经能够自给自足的国家依赖全球市场，而该市场受价格波动和竞争驱动。
随着消费不断扩大，森林和稀树草原将被砍伐并改造成耕地，破坏自然系统，加速生物多样性丧失，并因集约化单一作物种植技术而加剧土地退化。这种改造打着“需要种植更多粮食来养活饥饿的地球”的幌子持续进行。人类侵占自然（主要是为了粮食生产）是疫情发生的一个关键因素——每四种新发疾病中，就有三种通过这种方式传播。
农业消耗的淡水量最高可占全球淡水使用量的70%，令河流、湖泊和含水层不堪重负；此外，农业还产生全球20%的温室气体。破坏性、浪费型农业做法造成的生物多样性和环境损失，难以估量。例如，亚马逊或婆罗洲雨林中的刀耕火种，会使整个国家笼罩在烟尘和雾霾之中。
令人痛心的是，全球这种掠夺式生产所产出的许多粮食甚至没有被食用。约30%的粮食在到达消费者手中之前就遭到浪费；在一些国家，这一比例高达50%。发达国家似乎总也吃不完盘中餐：美洲61%的食物浪费发生在消费阶段，欧洲为52%，而南亚和东南亚仅为13%，撒哈拉以南非洲更只有5%。地球之所以饥饿，并非因为我们生产的粮食不够，而是因为大量粮食就在眼前，却被我们白白浪费。
如果至少35%的食物都遭到浪费，全球肥胖率还在急剧上升，我们真的还需要把粮食产量提高50%吗？在后疫情时代，如果粮食自给自足和健康饮食要成为新的政策重点，那么只要以种植足够的基本主粮为驱动力，而不是制造由反复无常、毫不顾及外部影响的市场所掌控的巨大过剩，局面就会彻底改变。
我们面临粮食储存和分配问题，同时还存在系统性且日益严重的暴食问题，而不仅仅是生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交织的复杂因素将产生重大影响：随着全球人口增长，我们可以减轻气候和水资源危机的冲击，减少生物多样性损失，并遏制全球肥胖流行。在本世纪，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吃什么，而是种什么；种植地点将决定我们如何生存。
我们没有采取这种看似显而易见的做法，反而陷入一场逐底竞争：在全球化世界里，任何时候都能获得数量和种类繁多的食物，被视为一项人权。当前经济模式奖励的不是提高消费效率或节约资源，而是提升生产和购买效率。外部影响被轻易忽视，创新也受到阻碍。因此，我们陷入循环，一再试图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而不是尽可能减少供应链中的粮食浪费。
减少粮食生产和消费，是降低气候变化严重程度的一项明确策略。正确制定食品价格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式。以肉类为例，生产1千克大米需要2500升水并排放2.7千克二氧化碳，而生产1千克牛肉则需要15500升水并排放27千克二氧化碳。畜牧业占用全球农业用地的70%以上，却只供应不到20%的全球热量。这些外部影响和气候影响没有计入肉类价格，使发达国家能够摄入超过自身需求100%以上的蛋白质。
各国政府亟须彻底改革农业政策，以实现自给自足为目标，并通过适当的经济干预，将外部影响的成本计入食品价格。如果这样做，毫无疑问，农业企业会减少无休止的扩张，分销商会减少运输损耗，消费者也会减少盘中剩食。
粮食产量增加50%这一指标不应被视为目标，而应成为一种警示：我们尚未认识到重塑整个农业和粮食生产周期的机会，以应对当今时代四大生存挑战：气候变化、水危机、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全球暴食蔓延。
必须应对在短短30年内将当前粮食产量提高50%所带来的全球不利后果。显而易见，我们还有另一种选择：减少粮食生产和消费，同时政府必须采取措施，通过聚焦自给自足并合理制定粮食供应链各环节的价格来确保这一点。疫情为彻底改革过时的全球粮食供给方式提供了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