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讯——每年秋季开学之初，我都会向学生抛出一个问题来逗他们：在富裕国家贫穷，还是在贫穷国家富有，哪个更好？这个问题通常会引发大量争论，却难有定论。不过，我们可以把它设计成一个更有结构、范围更有限的版本，而这个版本是有明确答案的。
让我们把焦点收窄到收入，并假设人们只关心自己的消费水平（暂不考虑不平等和其他社会状况）。“富人”和“穷人”分别指收入分布中最高和最低的5%。在典型的富裕国家，最贫穷的5%人口获得的收入约占国民收入的1%。贫穷国家的数据则要稀疏得多，但假设那里最富有的5%人口获得国民收入的25%，也不会偏离事实太远。
同样，让我们假设，按人均收入排名，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分别是所有国家中最高和最低的5%。在典型的贫穷国家（如利比里亚或尼日尔），人均收入约为1000美元，而在典型的富裕国家（比如瑞士或挪威），这一数字为65000美元。（这些收入已根据生活成本或购买力差异进行调整，以便直接比较。）
现在，我们可以计算出：贫穷国家的一个富人收入为5000美元（1000美元 x 0.25 x 20），而富裕国家的一个穷人收入为13000美元（65000美元 x 0.01 x 20）。以物质生活水平衡量，富裕国家的穷人比贫穷国家的富人境况要好一倍多。
这一结果让我的学生颇感意外，他们大多认为结论恰恰相反。当他们想到贫穷国家的富人时，脑海中浮现的是住在豪宅里、身边簇拥着仆人、拥有一支豪车车队的大亨。但尽管这类人确实存在，在极度贫困的国家，处于收入前5%的人，很可能只是一名中层政府官员。
这一比较的更深层含义在于，强调的是国家之间收入差异的重要性，相对于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而言。在现代经济增长的黎明时期，即工业革命之前，全球不平等几乎完全源于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欧洲与世界其他较贫穷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然而，随着西方在十九世纪的发展，世界经济经历了一场“大分流”，工业核心区与初级产品生产的边缘地区之间的差距急剧扩大。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收入差距构成了全球不平等的大部分。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两种趋势开始改变这一局面。第一，在中国的带动下，许多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大幅超过世界富裕国家。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发展中国家的普通居民，其财富增长速度快于欧洲和北美的同类人群。
第二，许多发达经济体的不平等开始加剧，尤其是那些劳动力市场监管较少、社会保障薄弱的经济体。美国的不平等加剧之剧烈，以至于已经不再清楚美国“穷人”的生活水平是否仍高于最贫穷国家的“富人”（此处对富人和穷人的定义与上文相同）。
这两种趋势对全球总体不平等的影响方向相反：一种降低了不平等，另一种则加剧了不平等。但二者都提高了国家内部不平等在总体不平等中所占的比重，逆转了自十九世纪以来一直持续的趋势。
由于数据零散，我们无法确定当今世界经济中国家内部不平等与国家之间不平等各自所占的比重。但巴黎经济学院的卢卡斯·尚塞尔（Lucas Chancel）在一篇基于世界不平等数据库数据的未发表论文中估计，当前全球不平等的多达四分之三可能源于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另外两位法国经济学家的历史估计也表明，自十九世纪末以来，国家内部不平等从未如此突出。这两位学者是弗朗索瓦·布吉尼翁（François Bourguignon）和克里斯蒂安·莫里森（Christian Morrison）。
如果这些估计正确，则表明世界经济已跨过一道重要门槛，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政策重点。长期以来，像我这样的经济学家一直告诉世人，减少全球收入差距最有效的方式是加快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富裕国家的世界主义者——通常是富有的专业技术人员——在淡化那些抱怨国内不平等者的担忧时，可以声称自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然而，西方各地民粹民族主义的兴起，部分源于紧张关系——富裕国家的公平目标与贫穷国家的更高生活水平之间的矛盾。发达经济体与低收入国家之间贸易的增加，促成了国内工资不平等的加剧。而且，提高世界其他地区收入的单一最佳方式，很可能是允许大量来自贫穷国家的劳动者涌入富裕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但这对教育程度较低、收入较低的富裕国家劳动者而言，并非好消息。
然而，强调国内公平的发达经济体政策未必会损害全球贫困人口的利益，即便在国际贸易中也是如此。提高劳动力市场底层收入、减轻经济不安全感的经济政策，既有利于国内公平，也有利于维持一个健康的世界经济，从而为贫穷经济体提供发展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