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衡量什么，就会影响我们做什么。如果我们只关注物质福祉——比如商品的生产，而非健康、教育和环境——我们的认知就会像这些指标本身那样被扭曲；我们会变得更加物质主义。
将近十年前，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衡量国际委员会发布了其报告，《衡量失真的生活：为何GDP算不清账》。该报告的标题概括了其核心观点：GDP并不是衡量福祉的良好指标。我们衡量什么，就会影响我们做什么；如果衡量错了对象，我们做的也就是错的事。如果我们只关注物质福祉——比如商品的生产，而非健康、教育和环境——我们的认知就会像这些指标本身那样被扭曲；我们会变得更加物质主义。
我们对该报告的反响感到非常欣慰。它激发了学术界、民间社会和各国政府的国际性行动，共同构建并采用能够反映更广泛福祉概念的指标。经合组织已构建了一个更好生活指数，该指数包含一系列指标，能够更好地反映构成福祉的要素及其成因。该报告还促成了委员会的后续机构——经济绩效与社会进步衡量高级别专家组。上周，在经合组织于韩国仁川举办的第六届统计、知识与政策世界论坛上，该专家组发布了其报告，《超越GDP：衡量经济与社会绩效的关键指标》。
这份新报告重点探讨了若干议题，例如信任与不安全感，这些议题在《衡量失真的生活》中仅被简要提及，而报告则对这些议题以及不平等和可持续性等其他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报告还阐释了不完善的指标如何导致许多领域的政策缺陷。如果有更好的指标，就能揭示2008年后严重衰退对生产率和福祉造成的高度负面且可能长期存在的影响；在此情况下，政策制定者或许就不会如此青睐紧缩政策——紧缩虽降低了财政赤字，但若按正确方式衡量，它对国家财富的削减甚至更为严重。
近年来，美国及许多其他国家的政治结果，反映出众多普通公民所处的不安全状态，而GDP对此几乎毫不关注。一系列过度聚焦于GDP和财政审慎的政策加剧了这种不安全感。试想，养老金“改革”迫使个人承担更多风险，或劳动力市场“改革”以提升“灵活性”为名，赋予雇主更多解雇员工的自由，从而削弱工人的议价地位，进而导致工资下降、不安全感加剧。更好的指标至少会将这些成本与收益进行权衡，或许还会促使政策制定者在推行此类改革的同时，配套实施能够增强安全性与平等性的其他措施。
在苏格兰的推动下，一小群国家现已组成了福祉经济联盟。其期望是，将福祉置于议程核心的政府会据此调整其预算分配。例如，一个以福祉为导向的新西兰政府，会将更多的关注和资源投向儿童贫困问题。
更好的指标也将成为一种重要的诊断工具，帮助各国在问题失控之前及时发现问题，并选择合适的工具加以应对。例如，美国如果更加关注健康，而不仅仅是GDP，那么未接受过大学教育者——尤其是美国去工业化地区的人群——预期寿命下降的情况，早在多年前就会显现出来。
同样，机会平等指标直到最近才揭露了美国自诩为“机会之地”的虚伪性：的确，任何人只要出身富裕的白人家庭，就能够出人头地。数据显示，美国充斥着所谓的不平等陷阱：出身底层者很可能一直停留在底层。若要消除这些不平等陷阱，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它们的存在，然后查明是什么造成了并维持着它们。
二十五年多前，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以“以人民为先”的竞选纲领赢得了选举。即便在民主制度之下，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依然极为困难，这一点令人瞩目。企业及其他特殊利益集团总是力图确保自身利益优先。去年的这个时候，特朗普政府颁布的大规模减税政策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堪称典范。普通民众——正在缩小但仍然庞大的中产阶级——必须承担增税，数百万人还将失去医疗保险，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给亿万富翁和企业提供减税。
如果我们想要以人民为先，就必须了解什么对他们而言重要，什么能够改善他们的福祉，以及我们如何能够提供更多此类要素。超越GDP的衡量议程将继续在帮助我们实现这些关键目标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