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爱德华·斯诺登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对世界各地公民和领导人实施监控以来，美国就一直围绕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和自由之间应如何适当平衡展开激烈辩论。最近，这场辩论聚焦于加密技术：科技公司是否应能够开发程序，以如此安全的方式加密用户消息，使除预定接收者之外的任何人——甚至包括政府——都无法读取。这是世界各地的政府和公民都应关注的一场辩论。
毫不意外，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官员反对美国科技公司全面加密，理由是，如果主管部门没有“后门”——即一段允许其进入的代码——国家就会变得不那么安全。软件工程师将后门称为“漏洞”，认为这是蓄意削弱安全性的做法。他们认为，要求设置后门，就像要求汽车制造商生产一台有缺陷的发动机。
近期，一个由科技公司和公民社会组织组成的大型联盟向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提交了 一封信 ，反对设置后门。签署者指出，设置后门不仅“会削弱每一位美国人的网络安全和国家的经济安全”，而且“在美国推出新的漏洞以削弱加密产品，也会损害全球人权和信息安全”。
加密技术的支持者认识到，“如果美国公司保留应要求解锁客户数据和设备的能力，美国以外的其他政府也会要求获得同样的访问权，并会因此更有底气要求本国公司具备同样的能力。”鉴于美国政府自身的政策，它将无法对此提出异议。结果将是“一个漏洞丛生的信息环境，甚至最具压迫性或最危险的政权也可能利用这些漏洞”。
事关重大，全球“数字生态系统”的健康正面临考验。签署这封信的科技企业明白，尽管它们在美国注册成立，却是全球参与者，也肩负全球责任。它们也明白，出于更直接的自身利益考虑，如果外国消费者认为使用美国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会让他们受到美国情报机构的审查，就会转而选择其他服务提供商。
许多外国政府的应对方式，是着眼于如何确保和维护本国的“技术主权”。信息或许可以跨越国界，但服务器和电缆仍有其物理位置。
我所领导的 New America 下属 Open Technology Institute 正与德国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PPI）合作，开展一系列关于“数字时代的安全与自由”的 跨大西洋对话 。一份 初步报告 列出了十多个欧洲政府提出的18项建议，涉及新的海底电缆、加密、本地化数据存储、支持国内产业、国际行为准则以及数据保护法等主题。
其中许多建议实际上无法实现其目标。但需要厘清的最重要问题，与其说关乎可行性，不如说关乎从国家和全球两个角度看是否值得。与美国公司相关的问题一样，必须在国家和全球层面区分企业利益、经济利益与公共利益。世界各地的公民都与能否妥善处理这些问题息息相关。
首先，对数字保护主义应像对其他形式的保护主义一样保持警惕，尽管在健康、安全和社会团结方面可以有例外。“技术主权”很容易成为借口，借此坚持要求公民只能购买本土科技产品。
此外，规则应在全球范围内制定，并在国家层面落实。互联网本质上是一个国家，其公民既包括国家行为体，也包括非国家行为体。我们的任务是确保它成为一个自由、开放、人人皆可访问的国家，推动并维护普遍人权。
经合组织于2011年通过了一套出色的 《互联网政策制定原则》 。原则1要求政策制定者“促进并保护全球信息自由流动”；原则2主张促进“互联网的开放、分布式和互联互通特性”；原则8要求在整个互联网领域实现“透明、公平程序和问责”；原则11倡导“创造力与创新”；原则13则“鼓励合作以促进互联网安全”。
其他国家和区域组织也制定了类似的指导方针。重点不在于具体措辞，甚至不在于具体内容，而在于认识到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都需要这类原则。
从这个角度看，“技术主权”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的概念，并不明确。它让数字空间听起来像领空或领海，仿佛源自或毗邻某种实体领土。New America-GPPI 报告的标题是《技术主权：偏离重点？》。作者得出结论：“数据隐私和安全主要取决于数据如何存储和传输，而非数据在何处进行物理存储或发送。”至少就数据而言，我们已身处后领土时代。
要将主权与领土脱钩并不容易，尤其是在斯诺登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国家的技术触角究竟可以延伸多远之后。不过，更重要的教训是，在数字世界中区分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或许既不可能，也会严重适得其反。我们需要新的地图、新的思维方式，以及新的联盟——由企业、公民行动者和所有明白国家安全必须包含保护隐私与言论自由的人组成。我们还需要新的方式，让政府和公民都能参与这个崭新、令人振奋、充满危险且仍大体未被探索的世界。
本文由 辛迪加计划合作发布。本文的发布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如需了解更多议程动态， 请订阅我们的每周简报。
作者：Anne-Marie Slaughter 是 New America 基金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荣休教授，也是世界经济论坛未来治理全球议程理事会成员。
图片：2012年1月24日，在华沙的一间服务器机房内，可以看到一根互联网电缆（示意图）。路透社/Kacper Pemp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