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气候变化辩论中没有不可知论者的立足之地

为何气候变化辩论中没有不可知论者的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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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一次从洛杉矶飞往悉尼、历时14.5小时的航班上,我有时间阅读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特哈默(Charles Krauthammer)的文集《重要之事》(Things that Matter)。那段飞行令人不安。

这些年来,我一直很喜欢克劳特哈默的文章,但他书中有一处让我深感不安:他自称对气候变化持“不可知论”立场。他“本能地相信,向大气中大量排放二氧化碳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然而他“同样坚信,那些自称确切知道这会导致何种后果的人是在夸夸其谈”。

最让我感到不快的词是“不可知论者”,这不仅因为克劳特哈默是受过训练的科学家,还因为前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于2103年底在伦敦向一群气候变化否认者发表讲话时,曾多次使用这个词。霍华德对与会的怀疑论者说:“这场辩论的问题之一在于,对一些狂热的参与者而言,他们的事业已经变成了一种替代性宗教。”

正如霍华德和克劳特哈默本应知道的那样,气候变化问题不是宗教问题,而是科学问题。根据2013年一项针对该主题的同行评议出版物调查,约97%的科学家认同人类活动正在导致全球变暖这一观点。熟悉科学研究过程的人都清楚,研究人员受过训练,习惯于相互质疑,挑战彼此的假设与结论。如此大规模的共识,已是我们所能获得的最接近公认科学事实的状态。

鉴于即便克劳特哈默也承认,向大气中大量排放二氧化碳“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辩论的下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便是确定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途径。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主张采用基于拍卖的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为碳排放定价。但我也理解可再生能源目标、禁止白炽灯泡、强制使用生物燃料等监管措施的潜在作用。我无法接受的是,一个既不提供任何解决方案的人,却指责我们这些提出方案的人“夸夸其谈”。

所幸,像克劳特哈默这样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少。诚然,仍有一些坚持己见者,例如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他以一项计划取代了碳税,即向本国公民征税,以向污染者支付减排费用。作为一项政策,这既不公平、也低效,而且不太可能以足以满足预期将于12月在巴黎达成的全球气候变化协议条件的速度降低排放。

思维转变的一个明显迹象,是金融机构日益认识到,其贷款和投资可能过度暴露于气候变化风险之中。这些风险包括自然灾害、更加极端的天气、各国政府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做的努力,以及可再生能源、能效和替代技术领域技术革命所产生的连带效应。

我担任主席的资产所有者信息披露项目(Asset Owners Disclosure Project)显示,全球前500大资产所有者面临令人担忧的气候变化风险敞口。其投资中超过一半投向暴露于气候变化危险的行业;不到2%投向低碳密集型行业。因此,一旦政策或市场条件变化导致基础设施、其他资产和化石燃料储量的价值下跌,其投资和持仓便有可能变为“搁浅”资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曾警告,气候引发的金融危机风险将远超次贷危机。

例如,煤炭价格已暴跌至其峰值水平的约一半,且仍有较大下行空间。因此,煤炭公司股价最多下跌了90%,资产所有者纷纷争相抛售相关资产。相比之下,投资特斯拉汽车公司(Tesla Motors)则要有吸引力得多,该公司现已研发出可供家庭使用的可充电电池,这可能会导致转向太阳能发电的家庭数量急剧增加。

随着这一认识在市场中逐步扩散,资产所有者正通过增加对低碳行业及特斯拉等公司的投资来对冲其风险敞口。随着时间推移,这将对全球投资基金的配置产生重大影响。克劳特哈默或许认为我是在夸夸其谈,但我确信,用不了多久,他和那些听信他的人,将会自食其言。

本文与 Project Syndicate合作发表。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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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约翰·休森(John Hewson),澳大利亚自由党前领袖,现任资产所有者信息披露项目主席。

图片:2008年7月7日,在南半球冬季期间,阿根廷南部圣克鲁斯省巴塔哥尼亚地区埃尔卡拉法特市附近的莫雷诺冰川(Perito Moreno glacier)发生意外断裂,冰块碎片从其一侧剥落。REUTERS/Andres For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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