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将通过参加一场前所未有的“科学游行”来纪念地球日。游行旨在“庆祝并捍卫各个层面的科学——从地方学校到联邦机构”。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而言，了解一向沉静的科学家群体为何将离开实验室和办公室，走上街头，以全球示威的方式表达关切，十分重要。
答案在2016年11月已有所显现，当时《牛津词典》将“后真相”评为其“年度词汇”。在这个“客观事实对塑造公众舆论的影响力不及情感诉求和个人信念”的时代，像我们这样的科学家再也不能继续保持沉默。因此，我们将走上街头，让科学的“确定性”回归其在公共辩论中的应有地位。
“后真相”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样一年：漠视事实成为世界政治中的普遍现象。作为候选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否认了压倒性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气候正在变化；他支持一种已被驳斥的说法，声称疫苗接种会导致自闭症；还断言紧凑型荧光灯泡可能致癌。
但特朗普并非后真相政治伎俩的唯一操弄者。美国和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也曾大肆宣扬同样荒谬的“专家观点”，以诋毁对手在从转基因食品到核能再到英国脱欧等议题上的立场。近期，针对麻疹—风疹疫苗接种运动的社交媒体攻击甚至在印度出现，煽动了阴谋论、安全担忧和对动机的质疑；这也表明，忽视事实可能危及生命。
更早的警示，例如拉尔夫·凯斯2004年出版的著作《后真相时代：当代生活中的不诚实与欺骗》，并未引起科学界太多关注。这是因为我们早已听过这些说法；对“客观事实”作出“后真相”式回应，和科学本身一样古老。早期的一个例子是人们长期相信地球是平的；即使古希腊人已积累了明确的相反证据，这种观点仍延续了几个世纪。在一些地方，19世纪针对达尔文及其进化论的否认和谩骂至今仍在继续。一句老笑话道出了后真相心态：“别拿事实来搅乱我，”因为“我心意已决。”
但如今我们已来到一个分水岭时刻，这种心态已进入政治主流，影响着将深刻左右地球及其居民健康与福祉的政策。几个世纪以来，科学方法——系统的观察、测量和假设检验——一直支撑着人类对自身和世界的认识。那些将科学方法视为社会核心价值的人，必须挺身而出，捍卫它在引导公共辩论和决策中的核心作用。
然而，要有说服力，我们科学家必须先整顿自身，避免助长后真相言论的行为。伦理标准上的失守会给科学的敌人以把柄。若发表的研究结果基于伪造的数据或蓄意误导的结论，每一位科学家的公信力都会受损。同行评审必须严格，并始终努力发现和剔除粗劣或欺骗性的研究。
同样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必须更好地解释科学“确定性”的含义，帮助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区分已获证实的假设与未经验证的理论。他们必须说明，如何在受控条件下依据所有可用证据检验不同模型，从而得出其他研究人员能够重复观察的结果，以及能够复现的测量结果。凡非源自此类审慎受控观察的结论，都必须仍视为推测。
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亟须制定并实施更有效的策略，传播影响社会和环境的科学进展与发现。这项工作的重点应是解释并捍卫证据收集与验证这一基础过程的方法和严谨性。简而言之，提高公众、媒体，尤其是政策制定者的科学素养，对于识别并抵制毫无根据的抹黑科学及科学家的企图至关重要。
在他1946年出版的著作《印度的发现》中，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倡导培养“科学精神”，即将科学方法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要战胜后真相威胁，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种精神。4月22日，让我们满怀热情地捍卫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