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通过多种文化形式赞美自然景观,从诗歌和讲故事,到绘画、摄影和电影。我们珍爱英国乡间起伏的青山,珍爱大西洋翻涌不息、颠簸船只或拍打岩石海岸的海浪,也珍爱让最后一缕阳光穿过的雪峰。
为什么我们在观赏自然时会产生如此强烈的情感依恋,声称热爱并欣赏自然,却又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给自然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如此漠然?
后来者会惊讶于我们为何如此视而不见,也会追问我们为何花了这么久才改变。他们会讨论我们的动机,对我们的选择感到困惑,试图理解面对如此多证据时,我们究竟以为自己在做什么。
当今文明既是人为气候变化的成因,也很可能成为其受害者。我们努力在21世纪取得“成功”之际,却加速了那片让这种成功得以实现的土地走向衰亡——也加速了向谷底冲刺。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
人类学完全有能力应对全球生态危机引发的问题。这些问题既关乎科学,也关乎文化。气候变化的“硬”事实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而人类学的“软性”方法可以用于探究这些问题。其他社会的生活方式能为身份、政治、习惯和经济等问题提供怎样的答案?他们与景观及非人类物种相处的方式,能为我们提供经验教训或启发吗?还是说,“我们”与“他们”之间那种过于轻易的区分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比较人类学表明,人类所做的许多事情具有普遍性,或多或少皆是如此。人类群体——也就是我们经常直接互动、与之保持情感联系的人——往往仅有约150人。我们的动机往往受相对短期的关切驱动。
更广泛地说,自农业兴起之前以来,我们的大脑几乎没有进化;事实上,相对于体重而言,如今我们的大脑正在变小。我们作为狩猎采集者,在小型平等群体中进化,关注眼前而非长远;鉴于此,我们似乎难以认识到自己作为地球公民的身份。我们或许是一个拥有73亿成员、对地球系统影响巨大的共同体中的一员,但我们却难以意识到这一点。
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们为何如此迟迟不肯接受正在发生的事情。眼前的问题是行星尺度的生态崩溃,规模如此庞大,却不会发生在我们这一代,而是在下一代或再下一代;在这种情况下,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确实很难。
气候变化的全球规模和发展速度,使它至今仍让人觉得与日常经验格格不入。难怪公众舆论没有向政治人物发出更强烈的信号,要求采取更紧迫的行动。
不过,也许我们值得再次把注意力放在更易把握的尺度上,关注日常生活和人的体验。人们确实会对这一尺度上的环境问题产生情感共鸣。
例如,污染,甚至只是当地可能发生污染的前景,往往就会促使人们抗议工业活动。飓风或洪水等灾难性事件,至少会引发人们对其成因的讨论,即使他们未必会认真看待气候变化是这些事件直接后果这一问题。
在关于全球问题的论述中,地方行动获得了新的意义,反之亦然。例如,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传统农业、狩猎和采集实践(如某些形式的农林复合经营)曾被斥为不科学,如今却受到国家和国际政策的直接倡导,甚至被农业工业企业模仿。在这里,人类文化多样性直接发挥作用,维护生物多样性,有时甚至使其增加。
科学知识通常被呈现为事实或客观的。因此,当人们发现科学家和我们其他人一样,会争论、辩论数据可能有何种解释,并借助零散的理论依据,为不同解释赋予不同的相对权重时,我们会感到震惊。2009年有关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科学家之间往来邮件的“气候门”风波就是一个例子。
科学家通常是最受信任的专业人士。公众普遍认为他们以追求知识为己任,不易受到政治偏见或金钱诱惑的腐蚀。然而,如果关于自然的科学知识(也就是自然科学旨在生产的知识)如此依赖于产出剥离了社会、政治、文化和历史包袱的事实,那么当这些包袱突然显露出来时,就会引发焦虑和怀疑。
一种解决办法或许是让普通人更直接地参与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公民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但目前参与其中的公民往往来自西方、居住在城市、是男性,而且在相关学科已经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
不过,如果能让更多人参与,这种方法或许有助于人们理解气候变化。也许,如果在气候科学实践中更普遍地采用这类方法,并大规模推广,我们就能找到更有效的方式,让人们通过参与科学知识生产中纷繁复杂的过程,与科学知识建立情感联系,进而开始思考自己如何在地方层面以合理且有意义的方式适应并作出回应。
本文由以下机构合作发表: Open Democracy。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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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arc Brightman 和 Jerome Lewis 组织了首届可持续发展人类学中心会议。会议将于本周末在伦敦大学学院举行。
图片:在南半球冬季期间,佩里托莫雷诺冰川一侧的冰块剥落,发生了意外断裂。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