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污染对健康有何影响?

空气污染对健康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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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奥巴马总统提出一项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要求发电厂减少碳排放。该计划在煤炭行业发起的首次重大法院挑战中得以维持。不过,未来几个月计划真正实施后,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几乎肯定还会再次出庭应诉。化石燃料行业担心EPA获得联邦授权来减少碳污染,这并非没有道理。一旦获得授权,EPA已证明自己相当善于减少空气污染。对于EPA受命监管的六种“标准”污染物,这六种污染物的排放量均已大幅下降。例如,一氧化碳污染(汽车尾气排出的有毒物质)自1990年以来下降了73%。同期,空气中的铅含量下降了83%。颗粒物(想想灰烬和烟尘)自1990年以来下降了38%。此外,研究表明,20世纪70年代颗粒物污染的大幅减少是EPA监管的直接结果(Chay et al 2003;Chay and Greenstone 2003)。

污染的最优水平

如今,美国许多地区的空气污染已大幅减少,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是:进一步减少多少才合适?经济学家喜欢讨论“污染的最优水平”。我们知道,要从天空中清除最后一丝污染,成本将高得令人难以承受;而污染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它是生产我们真正需要并看重的物品时产生的副产品。因此,必定存在某种污染水平,使其带来的收益足以抵消成本。难题在于找到有毒一氧化碳的这一最优水平。

为什么很难判断污染带来的收益何时足以抵消成本?收益相当容易衡量——千瓦时的能源、生产的笔记本电脑数量、行驶里程等。但衡量成本要困难得多。我们知道空气污染会损害人体健康,但这种损害究竟有多大?显然,我们无法通过实验来观察损害。除了少数显著的例外,比如吸烟者和古龙水喷得过多的男性,大多数人不会自愿让自己暴露于有毒空气污染中。我们可以考察污染严重地区的健康结果,但人们患病可能另有原因,并非污染直接导致——这些地区的收入可能较低,失业率也可能较高。

空气污染的自然实验

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方法,是寻找污染“自然实验”——公众随机暴露于污染中的情形,其方式模拟了真实实验。Chen et al(2013)的一篇论文很好地展示了这种方法。在中国,1950年至1980年间,政府通过免费提供供锅炉燃烧的煤,为住宅和办公室提供免费的冬季供暖。然而,由于预算限制,这项补贴只发放给淮河以北的住宅(淮河大致将中国一分为二)。通过比较河流两岸相似的地区,Chen et al发现,北方环境中的颗粒物(烟尘和灰烬)浓度高出约55%,预期寿命则因心肺死亡率上升而低约5.5年。结论是:长期暴露于颗粒物会致命。一项类似研究考察了爱尔兰都柏林于1990年决定禁止销售煤炭的影响。通过比较禁煤前后各6年的情况,Clancy et al(2002)发现,都柏林的黑烟浓度下降了70%,非创伤性死亡人数下降了6%,呼吸系统疾病死亡人数下降了16%,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数下降了10%。结论相同。

许多自然实验研究着眼于颗粒物的大幅减少,以及死亡等长期结果。要估算颗粒物相对小幅减少对疾病、住院等短期结果的影响,则困难得多。但在污染水平相对较低的环境中制定污染标准,恰恰需要这类信息。在识别颗粒物对健康的短期影响时,一个主要的混杂问题是,尤其在欧盟和美国,大多数主要污染物之间高度相关。产生一种污染物的工厂和车辆,也会产生大量另一种污染物。例如,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一氧化碳与颗粒物污染的相关系数为0.85(Mar et al 2000)。粗略地说,这意味着一氧化碳浓度上升或下降时,有85%的情况下颗粒物也完全同步变化。在一项针对加利福尼亚州的研究中,Neidell(2004)发现,二氧化氮与颗粒物的相关系数为0.7(同样,这两种污染物有70%的时间朝同一方向变化)。

由于颗粒物与其他(通常更危险的)污染物高度相关,要将责任归因于颗粒物就可能面临挑战。事实上,许多同时考察颗粒物与其他污染物影响的学术研究发现,颗粒物对健康结果没有影响。例如,在上文提到的Neidell(2004)研究中,他发现颗粒物污染对儿童哮喘住院没有影响,但一氧化碳对急诊就诊有很大影响。这是因为颗粒物危害不大,还是多重共线性的一个例子?眼下的统计难题在于找到与其他污染物不相关的颗粒物污染随机来源。奇怪的是,一个潜在的解决办法可能就在海拔4,091英尺的一座山顶上。

图1。基拉韦厄火山二氧化硫和颗粒物污染的卫星图像

来源:NASA。

夏威夷的火山烟雾

美国最大的固定二氧化硫污染源,并非得克萨斯州的燃煤电厂或匹兹堡的钢铁厂,而是夏威夷的一座山。基拉韦厄火山位于夏威夷大岛,偶尔、间歇性地排放远超EPA指导标准的二氧化硫(图1)。这种二氧化硫与空气中的阳光、氧气、尘埃和水发生反应,形成“vog”(火山烟雾)——大量悬浮在空气中的微小颗粒。换言之,就是颗粒物污染。夏威夷群岛通常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空气质量之一。那里没有大型制造业,工业化农业极少,只有一座非常小的燃煤电厂,而且强劲的信风会将大部分污染吹向广阔的太平洋。但每当基拉韦厄火山开始排放气体且风势减弱时,该州140万居民就会短期暴露于较高浓度的颗粒物污染中。

重要的是,暴露于火山烟雾污染与暴露于其他空气污染物并不相关。在夏威夷,一氧化碳与颗粒物的相关系数为0.0118(请记得,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那项研究中的系数是0.85)。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我们利用这一外生污染变动来源,估算颗粒物对夏威夷州急诊就诊人数和费用的影响(Halliday et al 2015)。为此,我们使用了两类数据。第一类是全州各监测站测得的空气质量数据;第二类是因心肺问题而使用急诊服务的数据。我们研究的一项重要特点是,所用的费用数据比大量文献中采用的费用指标更准确。随后,我们按地区和日期合并这些数据,建立了夏威夷州空气质量和医疗服务使用情况的综合数据库。利用这一合并数据库,我们采用回归技术,在控制全面的季节性模式和地区效应的同时,分析急诊服务使用情况及费用与颗粒物暴露指标之间的关系。

那么,颗粒物的危害是否特别大?我们发现有力证据表明,短期(即每日)暴露于颗粒物污染会增加肺部相关住院人数和支出。具体而言,每日颗粒物污染每增加一个标准差,肺部相关急诊就诊支出就会增加2-3%。不过,我们没有发现其对心血管疾病结果有明显影响。我们也没有发现火山污染会影响骨折这一安慰剂结果。最后,颗粒物污染对肺部相关入院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极年幼人群中(图2)。颗粒物影响最大的是1岁以下儿童,其次是2-5岁儿童。我们的发现不仅表明,即使短期暴露于颗粒物污染也可能有害,而且似乎极年幼者最为脆弱。

图2。按患者年龄划分的颗粒物对肺部相关急诊入院的影响

150623-空气污染影响 voxeu 图表

注:柱高表示估算影响除以各年龄组人数。所有影响在5%或更高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

参考文献

Chay, K, C Dobkin and M Greenstone(2003)“1970年《清洁空气法案》与成人死亡率”,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27(3):279-300。

Chay, K and M Greenstone(2003)“空气质量、婴儿死亡率与1970年《清洁空气法案》”,NBER工作论文,第w10053号。

Chen, Y, A Ebenstein, M Greenstone and H Li(2013)“中国淮河政策对持续暴露于空气污染影响预期寿命的证据”,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110(32):12936-12941。

Clancy, L, P Goodman, H Sinclair and D W Dockery(2002)“爱尔兰都柏林空气污染控制对死亡率的影响:一项干预研究”, The Lancet,360(9341):1210-1214。

Halliday, T J, J Lynham and Á de Paula(2015)“Vog:利用火山喷发估算颗粒物和SO2的健康成本”,CEPR讨论论文10543。

Mar, T F, G A Norris, J Q Koenig and T V Larson(2000)“1995-1997年凤凰城空气污染与死亡率之间的关联”,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108(4):347。

Neidell, M J(2004)“空气污染、健康与社会经济地位:室外空气质量对儿童哮喘的影响”,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23(6):1209-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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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ureo de Paula是伦敦大学学院和圣保罗经济学院的教职人员。Timothy Halliday是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经济系副教授;IZA研究员。John Lynham是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经济系副教授兼UHERO研究员。

图片:2014年11月7日,北京,一座热电联产厂的烟囱矗立在电力输电塔之间的电线后方。路透社/Kim Kyung-H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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