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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个议题比全球变暖更能体现人类的共同利益。正因如此,自11月30日至12月11日,100多位国家元首齐聚巴黎,出席《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第21届会议,以制定2020年之后的减排目标。国家主席习近平是首位出席该会议的中国最高领导人。
气温升高和异常天气模式源于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已对环境和人民生计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国际社会迫切需要确立新的减排目标,并制定路线图,以改革经济发展方式、培育创新,从而转向低碳生活方式。
始于1979年首届世界气候大会的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各方同意将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低于2摄氏度的水平。然而,谈判也遭遇了令人震惊的挫折。2009年的哥本哈根谈判未能促使115个签约国就新的减排目标作出具体承诺。
尽管如此,巴黎大会重新点燃了为2020年之后建立协调一致的全球气候变化行动计划的希望。我们有充分理由保持乐观,因为约160个签约国已向联合国气候变化秘书处提交了各自的减排计划。
美国承诺以2005年水平为基准,到2020年减排26%至28%;欧盟承诺,以1999年水平为基准,到2030年至少减排40%。中国因其雄心勃勃的计划而广受好评:到2030年前后实现排放封顶,届时非化石能源消费将占其能源消费总量的约五分之一。正是这些因素,使各方寄望参会国能在巴黎大会上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让国际社会得以应对全球变暖带来的挑战。
今年以来,中国在弥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分歧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已与美国、法国、印度和欧盟达成气候变化双边协议,这些努力将有助于扫清巴黎谈判面临的障碍。
然而,主要分歧依然突出。中国、法国及许多国家希望制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协定,而美国对此持反对态度。由于其他国家可能与华盛顿站在同一立场,许多分析人士担心,即使巴黎达成协议,其执行也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气候变化谈判的另一个绊脚石在于:各国如何依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设定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该原则要求发达国家承担更多责任。
第三个问题涉及支持发展中国家减排的资金和技术。尽管发达国家承诺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但兑现速度缓慢,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若国际社会不解决这些问题,巴黎谈判可能以失败告终,世界也将缺乏有效的国际合作来防止全球气温出现危险性升高。
中国必须在巴黎谈判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不仅是为了表明其是负责任的合作伙伴,也是因为抑制全球变暖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国内常常笼罩大片地区的雾霾,应当成为中国加强环境保护(包括减排)的警钟。造成空气污浊的雾霾和二氧化碳,是过度依赖化石能源的低效发展模式所导致的结果。
中国政府在上月由科技部发布的第三次国家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中描绘了一幅令人担忧的图景:报告称,到本世纪末,气温可能上升1.3至5摄氏度,降水量平均可能增加2%至5%。“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正日益明显加深,”政府在报告中写道。报告警告,全球变暖可能威胁水资源、能源资源和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
国内挑战一直是中国应对全球变暖的首要动因。中国领导人已将减排纳入其整体政治和经济议程,这一做法推动了向低碳发展的转型。
尽管中美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存在分歧,两个大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拥有共同利益。去年11月,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北京举行的峰会结束时,两国领导人就气候变化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声明,重申各自的减排承诺。我们希望两国领导人在巴黎的会晤能取得更具实质性的成果。
防止全球气温过快上升是我们输不起的战斗。全世界都将目光投向巴黎,期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196个国家在敲定最终减排协议时展现诚意、灵活性与智慧。对中国而言,关键在于兑现其承诺。
出版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同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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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舒立是财新传媒及财新《新世纪》周刊的主编。她同时担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
图片:2015年6月29日,中国北京,一名女子戴着口罩,在空气污染的日子里走过一处商业区。REUTERS/Kim Kyung-Ho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