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与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合作发表。
12月,各国将齐聚巴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届缔约方会议上,努力就限制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达成一致。上一次尝试以争执和相互指责告终;哥本哈根会议已作为失败案例载入史册。六年过去了,我们是否应当期待巴黎会议有所不同?我认为应当如此,理由有两点:一个令人鼓舞,另一个则不那么乐观。
达成协议的条件已有所改善
低碳发展路径的成本正在下降,而其益处也日益清晰。自哥本哈根会议以来,可再生能源技术的 成本(在新窗口中打开) 持续大幅下降——太阳能光伏电池的成本下降约75%,风力涡轮机的成本下降约30%。 可再生能源 现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力来源,并且在越来越多的地区已能与化石燃料展开竞争。尽管煤炭仍是规模最大、成本最低的电力来源,但它会致人死亡:在高碳排放国家,因暴露于室外空气污染而导致的过早死亡所造成的代价,可能接近甚至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10%(在新窗口中打开) 。低碳技术在更清洁空气、减少死亡和疾病以及提高生产力方面的地方效益日益明显。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向低碳经济的转型正在顺利推进,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正在脱钩:2014年是全球经济增长却未带动 能源排放增长的第一年。
或许对巴黎会议前景最为关键的是,美中两国的立场日趋接近,这从两国2014年和2015年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中可见一斑;这表明世界两大排放国之间存在达成协议的政治意愿,而这在哥本哈根会议时并不明显。
降低雄心,提高成功几率
部分改善的前景显然源于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变化。然而,达成协议的前景之所以有所改善,也是因为对协议力度的期望有所下降。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目标是让各国就一个总体的“自上而下”目标,谈判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承诺。此后,谈判已转向较为宽松的“自下而上”框架,各国可以提出任何它们希望的、无约束力且非标准化的承诺。这一转变体现在这些承诺的官方术语中:预期(即无约束力)、国家自主(即非自上而下)的贡献(即非承诺),简称INDC。尽管仍预期各国将在巴黎会议上同意(或同意就……达成一致)某种形式的法律文书,但并不指望INDC本身具有法律约束力。
从本质上看,谈判是以架构的完整性换取政治上的可行性:目前正在协商的这一更为宽松、灵活的框架,更易为关键各方接受,尤其是美国和中国,从而提高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与哥本哈根会议不同,INDC已在巴黎会议前提交,这可能会简化谈判动态。问题在于,这些承诺加总后并不符合全球商定的目标,即将升温幅度控制在摄氏两度以内——这一警戒线之上,气候变化将变得非常危险。这当然不应令人意外:若认为世界上最大的集体行动难题可以通过个体行动来解决,那就太天真了,而这恰恰是自下而上的INDC方法所试图做的事情。
提高雄心,缩小差距
为避免“锁定”不足的承诺,谈判将不得不在巴黎会议之后继续进行,以提高雄心,并缩小承诺与所需减排量之间的“排放差距”。问题在于,这一差距看来将非常大,表明集体雄心较低,也使任何关于缩小该差距的既定目标的可信度受到质疑。
为巴黎会议提交的INDC看来将使全球排放量较当前政策预计的2030年水平减少约 6吉吨二氧化碳当量(在新窗口中打开) (Gt CO2e)。为较有把握地将升温幅度控制在摄氏两度以内,排放量还需再减少约16 Gt CO2e,大致相当于中美两国当前排放量之和。相对于现行政策,若要缩小排放差距,雄心需要增加三倍以上。
关于如何缩小差距, 主流提议(在新窗口中打开) 是让各国每五年提交一份比上一份更具雄心的新INDC,从而定期“加码”,逐步缩小差距。其逻辑在于,学习、创新和推广的过程将稳步降低低碳发展路径的成本,使各国政府在政治上更容易随时间推移提高其承诺。这反过来将推动向低碳经济更快地转型,形成良性的“改进循环”。问题在于,至少到目前为止,政府的雄心落后于技术进步。尽管哥本哈根会议以来低碳技术取得了显著进展,但INDC显示,政府雄心的提升幅度则较为有限。
一个有效的加码机制应是什么样子?
技术进步对政治雄心的反馈看似微弱,加上排放差距的规模,都凸显了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加码进程。理想情况下,巴黎协定应明确承认排放差距的规模(以及因此必须提高雄心的程度),并要求各国承诺提交日益具有雄心的INDC。在每个审议节点,基于最新科学和排放数据进行独立科学分析,将使政府和公民社会能够监督缩小差距的进展。若再纳入一项分析,即依据一套预先确定的公平标准在各国之间分配所需减排量,这一进程还可进一步加强。这将提供一个共同基础,用以审查和评估承诺,增强问责,并使雄心不足的国家更难“搭便车”,依赖他人的努力。然而,由于其“自上而下”的性质,这几乎肯定会遭到许多政府的抵制。
至关重要的是加码进程何时开始。目前所谓“盘点”的提议拟定于2023年或2024年进行,届时各国大概会首先审视排放差距,但直到2025年,即巴黎会议之后十年,各国政府才会提交更具雄心的INDC。到那时,全球排放量需要已经达峰,才有较大机会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摄氏两度以内。这将为时已晚。
因此,更早启动加码进程对巴黎会议取得成功至关重要。理想情况下,首次审议将在未来几年内进行,并在巴黎协定实施的2020年首次上调INDC。然而,很少有政府有意愿在巴黎会议刚结束后如此之快地再次提高雄心。确保一个强有力、频繁且尽早启动的加码进程,将是一项具有挑战性但至关重要的目标,对进步国家而言尤其如此。
长期目标?
围绕长期脱碳目标的构想已形成相当大的势头。该目标可以向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向发出强烈信号,有利于长期规划和低碳投资,并为随后的五年周期提高INDC雄心提供参照点。在2015年的 宣言中,七国集团领导人承认需要在本世纪下半叶内实现全球经济脱碳。与此相呼应,德国与巴西发表的一份联合 声明(在新窗口中打开) 表明这一目标并不仅是发达国家的愿望。这样的目标能否纳入巴黎协定?或许可以,但魔鬼在于细节。近期中美 公告(在新窗口中打开) 在承认需要实现“本世纪内全球低碳转型”时,避免就减排作出任何具体表述(减排多少、何时实现)。这表明中国的立场自哥本哈根会议以来并未改变,当时中国坚持将设定长期全球减排目标的内容从文本中删去。
尽管长期目标将是巴黎会议令人欢迎的成果,但它无法以可信的方式取代各国政府可被问责的近期目标。由此推论,只有当INDC表明实现该目标具有合理可能时,长期目标本身才具有可信度。目前情况并非如此:INDC意味着2030年的排放量将高于现在,这显然与任何在本世纪下半叶消除排放的合理路径不相符。长期目标的可信度,最多只能与提高INDC雄心的任何机制相当。
问题不在于巴黎会议能否达成协议。它会的。也不在于巴黎会议能否获得足够的承诺,将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摄氏两度以内。它做不到。真正的问题在于,巴黎会议能否商定一个可信的机制,以带来早期且实质性的雄心提升,使摄氏两度的目标得以维持。
刊登文章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同文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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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ob Bailey 是能源、环境与资源部主任。
图片:冰川一侧有冰块剥落。REUTERS/Andres Forz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