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对新数字技术将影响就业的担忧以及气候紧急状况，已经使现有福利计划承受压力。
在未来就业岗位减少、资源约束加剧的情况下，这引发了关于社会应如何更好地服务公民的问题。
基本收入计划已在芬兰、加拿大、美国洛杉矶和威尔士等地进行试点。
在此，一位社会政策专家分析了普遍基本收入和参与型收入等福利模式如何有助于化解这一迫在眉睫的危机。
普遍基本收入（UBI）是一项计划，即向所有成年公民定期发放一笔资金，由其自行决定如何使用，该计划主导着关于社会政策未来的讨论。其基本理念是：在物质丰富的环境中，仍有数百万人遭受失业、就业不足以及缺乏有意义生活所需的条件之苦，而定期补助将提供基本门槛，以保障一定的生活质量。
基本收入计划已在芬兰、加拿大、美国洛杉矶和威尔士等地进行试点，等等。许多国家在困难时期也通过提供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临时现金转移支付来弥补社会保障缺口，例如日本、韩国和美国在应对新冠疫情时所采取的做法。
尽管关于新数字技术因自动化程度提高而对就业产生的预期影响仍存在争议，但还有一场紧迫的危机同样要求社会政策发生根本性变革：气候紧急状况。
福祉而非经济增长
所有福利体系都依赖未来生产率增长带来的红利，以支撑福利支出的增加。即便经济增长可以与排放脱钩，这种情况也不太可能足够快地发生，足够快地将全球变暖遏制在1.5至2°C之间，而科学家估计这是避免灾难性变化所必需的。
目前已有一些初步研究探讨不以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为基础、而是以可持续福祉与关怀为架构的新型福利国家模式。普遍基本收入是传统福利国家最为人熟知的替代方案，但它无法应对构建可持续、公正社会的挑战。
获得“免费”的钱本身并不会促使人们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也不会减少当前导致气候变化的各类活动。普遍基本收入计划还将货币收入视为满足基本需求的途径，从而强化了货币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并使现有的社会关系保持不变。此类计划还可能诱使政客削减公共服务的资源。
普遍基本收入也不太契合对更具干预性的国家角色的呼吁，以应对气候紧急状况。该计划基于个人享有收入权利的理念，却未能认识到共同行动或互惠行为的价值。领取者可能会脱离社区，从而无法充分发挥其作为社区成员的全部潜能。
参与型收入
最初的参与型收入模式（PI）由英国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于1996年提出。该模式与普遍基本收入相似，但要求人们为所获得的资金付出某种努力。这些活动既可以提升社区能力，也可以提升个人能力，例如护理工作或参加语言课程。在大多数情况下，领取者最清楚哪些活动是适当的，且该模式将使其能够与社会建立互惠关系。
这些活动可以包括园艺或植树，基本上任何有助于恢复生物多样性、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自然解决方案的活动均可。该模式甚至可以取代现行劳动力市场政策措施，或与之相结合，这些措施旨在使失业人员掌握新技能以重返工作岗位。
参与型收入确有一些需要克服的弱点。阿特金森设想几乎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资格参加该计划，因为资格审核将十分困难，并会产生高昂的行政成本。参与型收入模式可以作出修订，使款项惠及目前依赖经济状况调查型福利的低收入人群。
一些人也可能选择不参与参与型活动，但不能让他们被排除在保障之外。如果参与型收入是作为保障性最低收入之上的“补充”发放，那么领取参与型收入将被视为积极的，而失去该收入则不能被视为一种制裁。
重要的是，如果强制人们参与相关活动，他们将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并可能被迫反复从事类似的工作。允许参与型收入领取者自主选择活动，将使其能够决定如何丰富自身生活以及社区生活。该模式可以让社区组织、公共服务提供方和当地居民网络共同参与规划一系列发展项目。
对于那些可能无法找到绿色就业岗位的人群，或是资源有限、可能无时间或资金采用节能技术或气候友好型饮食的家庭和社区而言，创新的社会保障模式尤为重要。
参与型收入并非万能良方，但它有助于构建适应21世纪的福利国家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