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罗宾逊 曾任爱尔兰首位女总统(1990–1997年),并曾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1997–2002年)。她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人权倡导,职业生涯中始终力求将法律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工具,曾在欧洲人权法院、卢森堡欧洲法院及爱尔兰法院代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作为坚定的欧洲人,她还曾担任欧洲共同体及爱尔兰议会专家委员会成员。她在全球获得众多荣誉与奖项,包括奥巴马总统授予的总统自由勋章。Germana Canzi就她通过 Mary Robinson Foundation – Climate Justice开展的气候变化正义工作进行了访谈,她担任该基金会主席。
气候正义是什么?
玛丽·罗宾逊——气候正义是一个由两部分构成的道德论证。首先,它要求我们理解那些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人群和社区所面临的挑战。通常,处于气候变化第一线的人们对气候危机的成因贡献最小。这种不公只能通过迅速而有力度的气候行动加以纠正,包括尽快将排放降至零。
气候正义也指导我们应当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必须确保向零碳经济的转型是公正的,并使所有人都能够实现其发展权。这要求全球社会团结行动,并确保必要资源到位,以使所有国家和人民能够在同一时间表上过渡到清洁、可再生能源。
您为何选择将此作为基金会的重点?
当我有幸于1997年至2002年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时,气候变化并非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此后,当我领导一个名为“Realizing Rights”的组织时,我在非洲遇到了许多农民,其中大多是女性,她们告诉我,季节已不再可预测。“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她们对我说,“我们无法规划何时播种、何时收割”。
我开始意识到,非洲国家的气候冲击使粮食安全更难实现,并削弱了发展前景。更重要的是,承受最严重影响的人并不对其所处的困境负责,因此这是一个正义问题。于是我决定创建一个机构,即后来的Mary Robinson Foundation – Climate Justice。
气候正义在传播气候变化信息中扮演什么角色?
气候变化很难传播。它常常被视为遥远而高度技术化的议题。气候正义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人,而非冰盖和温室气体。我认为这使气候变化的威胁变得更加具体可感。
考虑到已经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人们的生活,我们有必要反思所谓“一切照旧”(business-as-usual)所造成的毁灭性损害。今年早些时候,我会见了基里巴斯总统阿诺特·汤(Anote Tong)。基里巴斯人民正在经历的最大悲剧是,海平面上升迫使该国政府考虑为民众做“有尊严的迁移”的安排。汤总统已在斐济购买土地,作为一项保险措施,以防气候变化最终迫使其人民离开岛屿家园。
没有任何世界领导人应当不得不为从祖辈土地上撤离做准备。没有领导人应当不得不考虑必要条件,以使民众在被迫离开家园时仍能保有尊严。然而,汤总统与许多气候脆弱国家的领导人一样,正在这些巨大挑战面前展现出非凡的领导力。
这些故事需要被讲述。通过帮助人们理解其中的人文维度,并认识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今天已经真实发生,我们可以改变人们对所面临危机的认知。
为何在气候政策中考虑人权很重要?如果不这样做,会有哪些风险?
政府迟早将不得不采取全面行动应对气候变化。随着行动窗口不断缩小,此类行动仓促实施的可能性随之增加,而这又将加剧与快速减缓行动相关的、非常现实的人权风险。为避免这一点,我们必须立即开启向零碳经济的全球转型,并确保所有国家都能够参与其中。
我们都必须警惕一个非常现实的可能: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最脆弱的人群可能被遗忘。向零碳转型能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人们带来多重机遇,包括能源安全、就业创造和更强的韧性,但只有在转型公平、尊重人权义务的前提下,这些机遇才能实现。通过在规划、设计和实施气候行动时考虑人权,政策制定者可以避免有害的非预期后果,同时最大化其政策和项目的社会效益。
已有大量有据可查的案例表明,人们以气候行动之名侵犯人权。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是,为建设水电库而强迫人口和社区迁离。当粮食作物被用于生产乙醇时,粮价也大幅上涨,使贫困社区陷入困境。另一个潜在问题是,目前依赖采矿等碳密集型行业的社区可能遭受的损害。若没有为这些社区的未来制定规划,即一项公正转型的规划,它们将陷入贫困陷阱,类似于英国矿区社区在1980年代煤矿关闭期间所经历的情况。
2月宣布的Geneva Pledge on Human Rights and Climate Action看起来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它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
Geneva Pledge是哥斯达黎加发起的一项值得欢迎的倡议,旨在鼓励人权专家与气候专家在国家层面开展合作,以更好地理解国家气候行动如何借鉴人权原则。该承诺是自愿性的,截至目前已有20个国家签署。在实践中,这种最佳实践与专业知识的分享有助于决策者厘清在气候行动中尊重人权的含义,并阐明为何考虑人权会使气候行动更加有效。随着更多切实可行的最佳实践案例涌现,它还可以促进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开展更多合作。
性别在气候变化中扮演什么角色?
气候变化加剧了现有的不平等,包括性别不平等。由于男性与女性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方式不同,在贫困处境中女性可能承受更大负担,因此气候行动必须具有性别敏感性。要实现气候正义,女性的声音必须被听到,其优先事项必须得到支持。在许多国家和文化中,女性处于应对气候变化所造成不公正现实的最前线。她们可以在社区中发挥至关重要的变革推动作用,并且必须获得赋能以发挥这一作用。我的基金会一直积极促成女性领导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携手合作,并将高层女性领导人与基层女性领导人联结起来。
我最近采访了 Climate Group的马克·肯伯(Mark Kenber),就商业在气候变化政策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您是否认为,过度关注经济与市场、而非气候变化的人文与人权维度,会带来风险?
这二者并非截然对立。关于企业与人权之间的联系,已有大量重要工作。2011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了《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这些原则确认,尊重人权的责任是所有企业在其运营所在地均应遵循的全球预期行为标准。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标准纳入企业决策方面取得的进展,也能够确保采取切实措施,避免对人权产生负面影响。
尽管如此,必须认识到,基于市场的方法并非灵丹妙药。。处于最脆弱境地的人群通常生活在传统市场触及不到的地方,因此其需求必须通过能够带来长期持续社会收益的其他渠道来满足。例如,保护最脆弱社区所需的大部分适应性融资,将不得不来自公共资金来源。
有人认为,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措施遏制人口增长,就无法同时解决气候变化与贫困问题。您对此有何看法?
我认为这对三个问题的看法过于简单化。贫困因缺乏教育、医疗保健和计划生育而导致人口增长,人口增长也会加剧贫困。挑战在于打破这一循环。通过实现可持续发展,包括改善教育和赋予女性权能(二者都是消除贫困的核心),我们将降低人口增长。但我认为,将气候变化与人口增长混为一谈,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误导性的。
低收入国家的出生率最高,而这些国家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却最小。以尼日尔为例,其生育率非常高,几乎是德国的六倍,但德国每人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大致相当于尼日尔一百人的排放量。挑战在于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清洁、可再生的能源以支持其可持续发展,这将有助于同时解决这三个问题。
当前地中海及其他地区的难民危机,其成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能否被视为对各国政府(尤其是富裕国家政府)将如何应对未来与气候相关的流离失所问题的一次首要检验?
世界对于适应失败、人们因气候变化而流离失所的情况,准备严重不足。
发达国家政府首先应当提供适应资源,使人们不必因人为引发的气候变化而离开祖辈的家园。这将需要紧急且前所未有的支持水平。UNEP Adaptation Gap Report指出,到2050年,全球适应成本每年可能高达2000亿或3000亿美元。但富裕国家对这一问题负有责任,理应帮助保护最脆弱社区与国家的文化、遗产和身份认同。
面临境内气候相关流离失所问题的国家,需要大量财政支持和技术专长,以制定能够保障受影响人群权利的解决方案。Peninsula Principles提供了一个基于人权的规范框架,用于解决国内流离失所者的权利问题。对于被迫离开家园、跨境逃离的人们,现行国际法并未提供任何保护。这一问题亟需关注。
在坎昆举行的第16次缔约方大会(COP 16)上,各缔约方根据《坎昆适应框架》同意采取措施,以更好地理解与气候变化引发的流离失所相关的问题并就此开展合作。2012年启动的Nansen Initiative一直致力于为气候变化背景下跨境流离失所者推进保护议程,《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也涉及流离失所与人口流动问题。现在必须在这些进展基础上继续推进,以确保针对身处气候变化最前线的人群,建立起健全的法律保护措施
欧盟各国政府应当就此采取哪些行动?
欧盟国家尤其应当认识到,气候变化已经是推动非洲部分地区人口外迁的“推力因素”。这一问题只会恶化,因此欧洲领导人需要制定一套有条理且人道的应对方案,既使因气候而流离失所的人能够在欧洲国家重新安置,也帮助其原籍国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
本文系与 Road to Paris合作发表。刊发本文并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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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Germana是作家、分析师兼顾问,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
图片:2008年7月7日,阿根廷南部圣克鲁斯省巴塔哥尼亚地区埃尔卡拉法特市附近,佩里托莫雷诺冰川的一侧在南半球冬季期间发生意外断裂,冰块碎片剥落。REUTERS/Andres Forz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