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与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合作发表。 刊载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文中观点。
在经历了一系列未能就具有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达成一致的谈判之后,世界正将目光投向12月在巴黎举行的第21次缔约方大会(COP21)。人们的期望日益高涨,许多人认为地球的命运取决于这些谈判的结果。但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真的取决于巴黎会议的协议吗?
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是第一项以具有约束力的国家目标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协定。它涵盖2008至2012年期间的排放,要求工业化国家的排放量平均比1990年减少5%。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具有法律约束力以来,谈判方一直在寻求下一轮具有约束力的目标,以使世界走上将气温升幅稳定在不超过2°C的轨道。
人们曾将希望寄托于2007年在巴厘岛举行的谈判,但各国未能达成协议。随后,人们又将目光转向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结果同样没有达成一致。2012年在多哈,各国同意以国家承诺的形式延长《京都议定书》,有效期至2020年,但这些承诺实际上只是各国单方面提出的承诺,与2°C目标相比显然是不够的。如今,希望已转向在12月的巴黎会议上就实质性的强制减排达成一致。
对巴黎会议的预期
数月来,炒作不断升温,人们心中有两个重大问题。第一,谈判方能否就一套新的具有约束力的目标达成一致?看来他们能够做到,因为已有足够多的国家提出了认真的承诺,包括中国和美国。第二,这些目标是否足够雄心勃勃?对此,答案似乎是“否”。如果将所承诺的减排速度外推至本世纪末,仍不足以实现2°C目标。请注意,要实现2°C目标,人类需要在2100年之前很早的时候就彻底停止燃烧化石燃料。
许多人认为,世界的命运取决于能否将这个“否”变为“是”。另一些人,包括我本人,同样认同解决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但认为巴黎会议只是一个不那么重要的里程碑。这是一场有趣且重要的辩论。
气候变化——公地悲剧?
支持巴黎谈判重要性的论点建立在一个源自博弈论的概念之上:气候变化是一场公地悲剧。在公地悲剧中,所有行为体都有动机减少自身对共同污染问题的贡献,但前提是其他所有行为体也这样做。许多行为体希望成为搭便车者,受益于他人的减排,同时维持自身的污染行为。要解决全球公地悲剧,必须达成一项具有可执行减排目标的全球协议。只有在这样的协议生效后,任何国家才会有动机减少自身排放。
但这一论点依赖于一个基本假设,而该假设实际上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即逐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代价高昂的。过去确实如此,但如今已不再如此。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系统现在能够以与化石燃料具有竞争力的成本提供可靠能源,而当监管机构将减少空气污染和水资源消耗等当地效益纳入考量时,其优势更为明显。减少废弃物和排放的工业与农业实践也是如此。随着时间推移,它们的竞争优势只会增强。
因此,如今大多数政府都有经济和社会动机消除国内排放,无需全球协议迫使其行动。但要迅速实现这一目标极其复杂。化石能源可能已不再比可再生能源便宜,但它仍然更易于运输、储存,也更易于泵入油箱,尤其是在所需的大部分技术和基础设施已经就位的情况下。投资何种新技术、建设何种基础设施、在何地建设、何时以及如何淘汰旧设备,最重要的是,制定何种政策以调动私营部门开展这些工作:所有这些问题仍存在政治争议。巴黎协定不会改变这一点。
克服变革的障碍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下降速度远远不够,人们很容易对人类的命运感到悲观。但过去十年也见证了显著的技术和制度创新,为未来几十年的快速减排奠定了基础。风能和太阳能的成本已大幅下降,这一点显而易见。同样重要的是创新的项目融资方式,它们正使筹集所需资本变得更加容易。另外,电力公司如今更紧密地与地方利益相关方合作,以避免在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选址问题上陷入旷日持久的法律纠纷。瑞士可以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不是因为我们的温室气体排放特别高,而恰恰是因为我们的创新能力非常强。
要应对气候变化,世界需要充分利用现有基础。推动巴黎会议已取得一项重要成果:它已将气候变化提升到许多国家政治议程的更高位置。例如,印度今年受到压力,需要提出气候计划,并已于近期提出。开始正视政治挑战是重要的一步。
展望未来,各国不仅要履行其在巴黎作出的减排承诺,更要超越这些承诺,这至关重要。如果瑞士等国的创新步伐持续下去,这完全有可能实现。要使这些创新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还需要更大程度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以促进低碳发展,而这一点同样是谈判议题之一。巴黎会议最重要的承诺,将不是描述减少多少吨二氧化碳的数字,而是那些附带美元符号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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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thony Patt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气候政策教授。
图片:2004年2月,西班牙中部,黎明时分,巨型风力发电机点缀着天空。REUTERS/Sergio Pere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