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经济后果是什么?

气候变化的经济后果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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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发表于《 Nature》的一篇论文中,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Marshall Burke、Solomon Hsiang和Edward Miguel提出了一项新分析,考察历史温度波动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他们的结论带来两项重大发现。首先,与以往研究不同,他们认为21世纪的气候变暖可能导致全球范围内巨大的宏观经济影响。Burke及其同事的最佳估计是:21世纪期间照常排放(business as usual)将使人均GDP比其他情况下降低23%,且影响可能大得多。

其次,他们认为,气温效应的大小和方向都取决于起始温度。年均气温高于13°C(55°F)的国家,随着气温上升,经济增长将下降。对于较凉爽的国家,气候变暖将成为经济利好。这种非线性响应将导致未来增长的大规模再分配,即从炎热地区转向凉爽地区。根据该分析,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在任何温度下的反应相似,但气候变暖对贫困国家的影响仍然大得多,因为它们大多位于本就温暖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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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研究气候变化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已逾20年。为何这篇新论文的结果如此不同?它们又是否可能正确?下文将详细探讨这两个问题。对第一个问题的简短回答是:这项新研究几乎在各方面都与以往不同,包括其对各国随时间观测到的关系的强调、对宏观经济层面的关注,以及对非线性响应的考量。对第二个问题的简短回答是:Burke及其同事的工作理应在未来的讨论中占据突出位置。新的估计并非定论,但它实际上将损害的中心趋向推向更高且更不平等的水平。

估算未来气候变暖的经济影响面临着艰巨挑战。包括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Nicholas Stern、麻省理工学院的Robert Pindyck和哈佛大学的Martin Weitzman在内的顶尖经济学家认为,历史方法的架构存在严重缺陷。鉴于这种质疑,估算结果存在多样性也就不足为奇。尽管如此,Burke及其同事以一种有力的新方式研究这一主题。这项新研究纯粹基于观测。

151123-气候变化对世界的经济影响 世界地图

来源: Nature

Burke及其同事考察了1960至2010年间166个国家年度经济增长对年度温度波动的历史响应。尽管这种观测方法限制了研究人员对历史变化范围之外的变暖响应做出过多论断,但其优势在于如实描述已发生的情况。诸如农业可行区域发生重大变化,或因大型冰盖崩塌而长期承诺数米海平面上升等根本性临界点,并未反映在这一新分析中。实际损害可能甚至高于基于历史规律的估计。

新研究与历史方法之间的第二个重要差异在于,Burke及其同事估算的是气候变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非对当期产出的影响。从概念上讲,影响主要体现在当期产出上有若干理由,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和生产能力未受损的情况下,但也有理由认为影响可能波及增长。实证研究结论不一,近期多项研究发现了对增长的影响。这一区别至关重要,因为对增长的影响远比对当期产出的影响更具持续性。Stanford的Frances Moore和Delavane Turner在2015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使用最广泛的历史模型时,仅仅将当期产出影响替换为增长影响,就会使社会碳成本(即每向大气释放一吨二氧化碳所造成的经济损害)增加数倍。

Burke、Hsiang和Miguel并非首次观察到宏观经济趋势与气温之间的相关性。耶鲁大学的William Nordhaus,以及Melissa Dell、Benjamin Jones和Benjamin Olken团队(三人现分别任职于哈佛大学、西北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已经记录了气温对增长率的显著影响,尤其是在也往往炎热的较贫穷国家。但当Burke及其同事审视数据时,他们尝试了另一种方法。基于大量识别阈值效应的实证数据(在这些数据中,气温在达到急剧崩溃点之前几乎没有影响或毫无影响),他们提出:气温与增长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否是非线性的。事实确实如此:低温时为正面效应,高温时为负面效应。

这种驼峰形关系表明,即使所有温度下的平均响应非常小,在较宽的温度范围内仍可能存在强烈的温度敏感性。当然,这也凸显了气候变暖经济影响的不公平性:斯堪的纳维亚等凉爽国家可能获得可观收益,而横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炎热地区以及岛国则面临可能巨大的损失。

Burke及其同事观察到的气候变暖的高影响及高度不平等影响,是否意味着我们一直低估了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或许如此。新分析有着坚实的证据基础,并建立在关于气候变暖阈值响应普遍存在的稳健且日益增多的观测之上。证据也日益表明,至少部分与气候变暖相关的影响不仅影响当期产出,也影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Burke及其同事的研究仅考察了1960至2010年的数据,且并未尝试预测未来温度敏感性可能如何变化。可以设想一种未来:正如Weitzman所论,灾难风险的增加会放大成本;也可以设想另一种未来:学习与适应使成本保持可控。

结论是,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Burke、Hsiang和Miguel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带来了清新之风和深刻洞见,而该议题此前一直采用过于狭窄的技术和概念加以研究。他们在考察其他方法上的大胆尝试,至少将为该领域未来的工作注入新的活力与创造力。在估算气候变化的经济成本时,还应更加重视评估各种可能性,尤其是高额且不成比例的损害前景。新的估计值得认真考虑,并在未来的计算中占据相当分量。

作者:Chris Field是卡内基研究所全球生态学系的创始主任,同时担任斯坦福大学跨学科环境研究Melvin and Joan Lane教授。Katharine J. Mach是卡内基科学全球生态学系的高级研究助理。

图片:2009年12月14日,阿根廷埃尔卡拉法特市附近、巴塔哥尼亚圣克鲁斯省的莫雷诺冰川(Perito Moreno glacier)日落时的全景。路透社/Marcos Brindic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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