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响力基金中引入与影响挂钩的薪酬机制，可使基金经理的财务回报与实现积极的社会和环境影响相一致。
将薪酬与影响目标挂钩有助于防止使命偏移，即基金经理转而优先追求财务回报，而非最初设定的影响目标。
在影响力投资中实施与影响挂钩的薪酬机制，可增强基金经理、有限合伙人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问责意识。
面对各种社会和环境挑战带来的严峻影响，影响力基金已成为推动积极变革的有力工具。然而，随着其日益流行，要区分真正的行动与单纯的营销宣传变得越来越困难。与影响挂钩的薪酬机制正可发挥作用，帮助影响力基金经理将意图转化为可衡量的成果，并使自身利益与基金利益相关方的利益相一致。
最初，人们将影响力投资视为变革的催化剂。然而如今，我们看到主流金融服务提供商创设的影响力基金越来越多。这个曾经的小众概念如今已成为一门大生意：基金规模庞大，在各类会议上备受瞩目，也获得大量营销推广。
随着快速增长，投资者面临一项挑战：如何区分公关噱头与对积极影响的真实承诺。与影响挂钩的薪酬这一新兴理念由此受到关注。当前研究显示，这一理念正日益受到认可；我个人预测（也希望）它将在五年内成为行业标准。
影响力基金经理应将此视为绝佳机会：将既定意图转化为切实成果；使自身利益与基金利益相关方，尤其是有限合伙人，保持一致；并通过加强问责，为仍处于发展初期的影响力投资领域的增长作出贡献。
影响力投资中的意向性
让我们深入探讨。影响力投资者有一个共同点：意向性，即在获得财务回报的同时，明确追求为社会或环境创造积极且可衡量的影响。意向性是影响力投资的关键要素，也必须在影响力投资工具的招募说明书中清晰、透明地阐明。
影响力投资者希望主动为地球和社会的积极解决方案作出贡献。因此，实施与影响挂钩的薪酬机制，对影响力基金经理而言本应顺理成章；这有助于他们将所承诺的影响变为现实。
与影响挂钩的薪酬机制的一种常见做法，是根据基金经理实现积极影响成果的表现来确定其绩效奖金（附带权益）。这种做法有助于区分“偶然产生的影响”与“有意设计的影响”，并体现普通合伙人（基金管理方）创造影响的意图。
着眼长远
将基金的绩效费与积极影响成果挂钩，也体现了对有限合伙人（投资者）的长期承诺。此外，这有助于基金经理始终专注于持续实现影响，避免“使命偏移”，即偏离既定的社会和环境目标，转而追求传统财务回报。
影响力基金的投资团队必须平衡风险、回报和影响。然而，许多影响力基金经理仍沿用传统基金的薪酬模式，只专注于最大化财务回报。这种做法正逐渐过时。
在不久的将来，价值观相同的投资者将开始要求薪酬与实现积极影响挂钩。基金经理也会看到，将绩效费与影响挂钩，是激励分享利润的合作伙伴和团队成员的有力方式。
将影响纳入基金经理的激励机制，将加强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和企业家之间的问责。
Christin ter Braak-Forstinger博士，法学硕士，Chi Impact Capital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
提升问责水平并促进增长
与影响挂钩的薪酬机制能够蓬勃发展的第三个关键理由，是它通过加强问责来推动影响力投资领域增长。在当今“影响力漂绿”现象普遍的环境下，这一点尤为重要。
展望未来，我认为影响力基金经理将越来越多地采用与影响挂钩的薪酬机制。这将使他们能够证明自己致力于推动重大的社会和环境变革。这种做法还将提升他们的问责水平和诚信度，使投资者更容易信任其意图并作出明智决策。
最重要的是，采用这一模式的影响力投资者可以为行业树立有力榜样。透明度的提高和利益的一致，将为影响力投资领域负责任的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设计与影响挂钩的薪酬机制
在设计和实施与影响挂钩的薪酬机制时，这些激励结构应与基金的整体战略、影响目标和运营相一致。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情况的解决方案。
必须制定清晰的方法，将与影响挂钩的薪酬机制纳入基金结构，但同时应秉持学习的态度。灵活性不可或缺，因为基金经理可能需要随着时间推移调整做法。健全的内部治理至关重要，可确保以合乎伦理且有效的方式使用非财务指标，防止潜在的滥用。
将影响纳入基金经理的激励机制，将加强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和企业家之间的问责。这将提升关键利益相关方之间的问责水平，支持仍处于发展初期但迅速扩大的影响力投资领域实现负责任增长，并确保其诚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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