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燃烧的平台”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重大而切实的影响时，往往会成为协同行动的转折点。我们将这些称为危机。
想想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二十国集团（G20）采取的行动，或全球对“9·11”事件的回应。这两起事件都让各国政府和决策者别无选择，只能采取行动。
此外还有一些隐藏的危机。这些危机通常并非由单一的爆发性事件构成，而是一连串影响难以相互关联的事件。
因此，揭示其根本原因并使其广泛被认定为危机需要时间。说服决策者采取行动则需要更长时间。
气候变化就是 认知与行动之间差距的一个明显例子。
在气候变化作为政策议题的大部分“历程”中，人们都认为它难以捉摸——难以界定、关联和量化。要说服公众和政策制定者作出回应则更加困难。
过去十年中的重大进展改变了这一切。科学界达成共识、波动的天气模式带来可观察到的安全、经济和环境影响，以及全球宣传活动，促使包括 美国军方 和 英格兰银行在内的新利益相关方转而采取行动。
然而，气候变化作为一个议题的发展，揭示了21世纪最不易察觉的危机：我们的民主治理体系。
每当我们谈到解决气候变化的困难——对缺乏着眼未来且协调一致的行动感到沮丧时，这个问题就已到了嘴边。但我们很少把它明确说出来。
因此，它仍在很大程度上被隐藏起来，也就基本不在行动与变革的议程之列。
自由民主制在哪些方面正走向失灵？
具体而言，未能应对气候变化，反映出我们的自由民主制度整体上未能：
• 制定胜任且着眼未来的政策，为采取行动应对核心挑战的迫切需要提供指引和背景
• 调和专业知识与社区意见，以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议题
• 就应对这些议题所需的复杂政策行动，取得并维持长期共识
• 通过下放权力给地方社区，或通过跨国合作将解决方案推广至国界之外，采取有效行动。
气候变化是全新一类政策挑战最鲜明的体现；这类挑战正令世界各地的民主制度陷入困境，并使其难以应对。
这些挑战包括网络安全、企业转移利润、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边界漏洞，以及经由这些边界流动的人口和资金。
然而，自由民主制的危机仍然难以捉摸。这是因为我们宁愿归咎于领导人的个性特点和领导不力，而不是制度本身及其日益加剧的政策僵局与失灵模式。
在此过程中，我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民主运作机制——自由民主制——是在21世纪以前的世界中发展起来的。那是一个政策的速度、规模和复杂性都远低得多的世界。
因此，在一个全球化、数字技术无处不在且不再受速度限制的世界里，我们却受制于议会等政治和政策机制；这些机制的设计，是为了适应20世纪相对缓慢的决策节奏。
在一个高度多元的世界中，这台“机器”的设计却是把复杂挑战的应对措施塞进一刀切的模板和包装好的口号里。
此外，它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党和职业政客垄断。他们试图用缺乏想象力的两步舞——20世纪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忠诚——来编排21世纪的政策世界。
因此，反映当今世界的创新联盟和价值观大多缺席。
所有这些都应让我们明白，自由民主制赖以采取行动并获得合法性的共识构建和政策制定机构，为何有沦为失败案例的风险。
这也解释了为何那些身处实际上已过时的民主“工厂”中的人，会退回到对抗、短期主义和口号式表达。这些盲点让他们得以对变局视而不见，并坚称并不存在根本性危机。
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克服这场危机？
要成功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重大政策挑战，就必须让自由民主制这场难以捉摸的危机变得具体可见。
这意味着要认识到，自由民主制的治理机制——以及这类民主制度所产生的静态、各自为政的政策应对措施——已经不再适用。
这意味着要提出颠覆性解决方案——例如由国家、城市和企业组成的 联盟 来应对气候变化——使这些机制重新适应界定我们21世纪世界的新规模、复杂性和速度。
解决民主治理危机的长期方案在澳大利亚可能包括：
• 建立更多审议型制度，直接让公民参与并深化辩论。这类制度应着力形成并发展长期愿景、价值观和目标，而不是停留于对出于策略原因作出的渐进式政策决定的静态看法。
• 设立真正具有代际和跨部门代表性的专家及公民小组。其构成应倾向年轻一代，并确保婴儿潮一代让出对其留给下一代之事的部分控制权。
• 赋予独立于当届政府、但仍向议会负责的机构更多决策权（例如 议会预算办公室 或 澳大利亚基础设施局）。这将增强政策规划和决策过程的持续性，使其不受单个政治周期的限制。
• 允许从议会之外任命部分部长。这将使经验丰富、处于专业领域顶尖水平的人士能够领导一个政策领域，同时仍向议会负责。
• 协调州和联邦选举任期（至少四年），并使州和联邦选举每两年举行一次。这样便能衔接短期、中期和长期规划，并设定明确的里程碑。
这些想法有些可能有效，有些可能无效。但继续维持一个似乎日益无力管理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议题的制度，并非可行之选。
气候变化既是自由民主制度危机的症状，也在加剧这场危机。若不解决另一个问题，我们就无法解决其中一个。
本文与 The Conversation合作发表。发表本文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同其中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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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ark Triffitt 是墨尔本大学公共政策讲师。Travers McLeod 是墨尔本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荣誉研究员。
图片：2014年9月21日，在纽约举行的人民气候大游行期间，一名男子沿西72街携带一个充气地球气球。REUTERS/Mike Seg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