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界上大多数大型经济体而言，油价和能源价格大幅下跌是个好消息。
能源价格降低将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尤其令中低收入消费者受益，因为他们往往会将更大比例的收入花在能源等基本需求上。但廉价能源也有阴暗的一面，尤其是在各国试图摆脱传统化石燃料、转向更清洁替代能源之际。
能源价格降低，使得让消费者投资于 能源效率变得更加困难。这也削弱了推动生物燃料等化石燃料竞争替代品广泛应用的努力。
幸运的是，廉价能源的阴暗面也带来了巨大的政治机遇。 我最近的研究 广泛关注政策制定者如何打破全球变暖辩论的僵局，并开始推动解决方案。
在能源成本大幅下降之际，政府应通过出台旨在推进绿色议程的新税收政策予以补偿。此举遭遇的政治反对会较弱，因为这些措施的影响不会那么明显。
碳税的理由
正是这一逻辑， 曾由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提出 。萨默斯是对的——长期以来一直主张碳税是减缓全球变暖的明智战略中聪明且不可或缺的一环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也同样如此。过去几年里，我们甚至看到 少数企业领袖 也开始呼吁征收新的碳税。
征收碳税的理由无懈可击。以市场为基础的减缓全球变暖策略——让碳排放变得昂贵，同时由市场决定哪些技术和行为变化最为适宜——将比强加僵化新法规的策略便宜得多。
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策略中，碳税可能比总量控制与交易体系更明智。这是因为没人真正知道排放上限应设在什么水平；如果上限设定不当，排放价格就有波动的风险。事实上，欧洲排放交易体系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它之所以被证明成效不彰，是因为一开始 免费发放了太多可交易配额 。简单的碳税本可以向企业传递更稳定、可靠的信号。
政治现实
碳税将为减缓全球变暖作出重大贡献，但政策制定者必须应对三项政治现实。
首先，政治体系行动缓慢。如今能源价格下跌，正是采取新政策的机会；等价格再次上涨时（未来几年很可能如此），这个机会就更难把握了。但任何大型政治体系都难以如此灵活行事，尤其是在需要应对复杂利益集团时——其中一些支持碳政策，另一些则反对。
在加利福尼亚州，今年1月1日，我们利用价格较低的时机， 扩大了该州的总量控制与交易计划 ，将交通燃料纳入其中。这是明智的政治举措，因为加油站的整体价格下降，消费者并未察觉价格有任何变化。
但加利福尼亚州是个特例，环保理念在这里得到广泛支持。即便在这里，该州定价机制的扩展也是早已规划的举措，且幸运的是，实施时燃料价格已经开始下跌。在联邦层面，起草、通过和实施征收碳税的立法需要数年时间。更好的做法或许是起草一项能在下次价格下跌时自动生效的法律。
其次，碳税的政治支持度正在上升，但支持者主要是学者以及其他不需要通过选举上台的人。政策制定者的实际支持度仍然很低，在反税口号盛行的美国尤其如此。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办法是关注税收收入的用途。碳税可以带来巨额收入，这些资金既能帮助改善经济，也能安抚重要的政治团体。澳大利亚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这两个已征收碳税的辖区给出了这样的经验教训。（澳大利亚近期决定 放弃其计划 ，这提醒我们，即使设计得很有政治智慧，碳税——或任何气候政策——仍可能因公众情绪变化以及关键政党优先事项的转变而受挫。）
经济学家设想碳税时，往往会认为税收收入将用于经济效率最高的用途，通常是降低劳动力税或资本税。政客认真考虑征收碳税时，则会看到动用这笔资金所蕴含的政治红利，尽管他们使用资金的方式有时会让经济学家感到震惊。但要让这些税在政治上可行，这种妥协不可或缺。
第三，碳税最重要的政治影响或许不在国家内部，而在国家之间。这是因为一旦某个国家实施碳税，就相对容易利用该税调整边境关税，从而避免本国制造的产品（能源成本会更高）与进口产品相比处于竞争劣势。过去二十年来， 所谓的隐含碳 数量迅速增长——也就是说，产品制造源头排放的碳量，例如在中国生产、随后出口给美国消费者的一吨钢材所产生的排放。
按照标准排放核算体系，制造钢材的国家要对相关排放负责，即使产品已出口到美国并在那里使用。若改由消费产品的国家对其隐含碳排放负责，并辅以边境调整，就能正确设置减少这些排放的激励机制。
不核算隐含碳，有助于解释为何一些国家看似在减排方面取得了更大进展，实际上却只是将排放密集型商品的制造外包了出去。反常的是，这一事实也给出口制造商带来了规避排放限制的巨大动机——例如，中国如今是世界上最大的隐含碳出口国。如果进口排放密集型产品的国家调整关税以反映这些排放，那么污染外包的动机就会消失。事实上，欧洲的能源密集型制造商明白这一逻辑，这也是他们获得部分排放收费豁免的原因；如果实施边境关税，这种做法就可以取消，进而提高各国排放政策的成效。
我不会预言2015年将成为碳税之年。碳税机遇目前仍主要存在于学者的理想世界中。但人们对这一政策工具的兴趣正在增长。接下来要做的是将这种兴趣引导到具有政治智慧的策略上。在这方面，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本文与 The Conversation合作发表。本文的发表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论坛认可其中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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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维·维克多是加州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
图片：2014年2月19日，一名工人走下土耳其地中海港口杰伊汉一座油罐的楼梯。该港口由国有石油管道公司（BOTAS）运营，距阿达纳约70公里（43.5英里）。REUTERS/Umit Bekt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