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周开始的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搭便车以利用他人承诺的激励,而在于大多数国家未能认识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带来的早期经济机遇。
过分强调“负担分担”、“排放权”以及与共同牺牲相关的成本表述,会削弱各国采取雄心勃勃行动以限制气候变化的动力,也会削弱其利用低碳融资和技术的动力。对于寻求达成国际协议的全球领导人而言,重点应转向挖掘行动所带来的潜在收益。
自《京都议定书》以来,国际谈判的一个关键要素一直是公平问题。该问题用于依据各国的个体历史责任、国家间的相对能力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来确定各国之间成本与负担的“公平”分配。尽管这些关切依然有效,但这场辩论大多引发分歧,并且常常导致人们转而寻求个体行动的最低可接受水平。
迄今为止,156个国家已向联合国提交了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行动承诺(即所谓的“拟议国家自主贡献”,或INDCs),这些国家拟作为国际协议的一部分予以落实。这些国家的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92%。INDCs包括减排计划,以及为支持减排而在资金、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方面采取的相关行动。
常被忽视的关键在于,决定国家减排承诺的主要标准是国内政治议程,以及满足民众舆论、地方机构和产业利益的需要。这意味着INDCs很可能反映各国的实际情况。这些情况包括:(i) 行动成本,需考虑自然禀赋,例如化石燃料储量,或生产的能源强度(例如依赖煤炭的产业的存在);(ii) 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的当地损失;以及——至关重要的是——(iii) 旨在减少排放并实现其他政策目标的政策所带来的收益。
尽管第三个原因过去一直被轻视,但人们日益认识到,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过减排投资可获得显著的社会和经济回报,而这些回报并未被狭义的成本评估所涵盖。 一项近期的权威研究 发现,要实现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所需减排量中有一半以上会产生协同效益。这些效益包括:减少城市污染带来的健康益处、缓解交通拥堵、提高能效,或改善能源安全与供应。
例如,空气污染每年夺去数百万人的生命并毁掉生计,并使主要排放国损失其GDP的5%至15%,这一规模与许多此类国家的医疗保健支出相当。通过可再生能源、清洁交通和能效提升来减少排放,有望大幅降低此类影响。对于无法获得狭义收益的剩余减排量,“负担分担”和责任原则在确定其分配方面发挥作用。认识到这些机遇——正如部分INDCs所做的那样——增强了大多数地区采取气候行动的理由,但并不减轻富裕国家通过技术合作、融资和能力建设支持这一转型的责任。事实上,投资于具有全球减排意义的国内机遇,需要协调一致的支持。
国际合作以融资、技术和部门伙伴关系等形式推进,其最终目标是支持那些具有较高国内回报并兼具全球气候效益的项目。如果由于认识到新机遇,可靠的减排项目数量有所增加,那么就更有理由支持技术扩散、能力和机构建设,以及获得低成本融资。
为克服国内阻力并使国际承诺具有可信度,气候行动必须为采取行动的国家带来符合其直接自身利益的本地收益。我们需要摆脱狭隘的成本和“负担分担”原则,转而纳入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包括气候行动对经济增长带来的益处。 如果最终结果是全球减排,那么INDCs公开呼吁其他国家提供融资和技术以实现此类收益,并无可羞愧之处。有些国家已经这样做;其他国家则应受到鼓励。理解并阐明雄心勃勃的脱碳所带来的国内机遇,是使国家政策具有可信度并释放公共和私营气候融资流动的关键。
认识到气候行动的收益,以及通过合作伙伴关系吸引外来投资的机会,能够提高管理气候变化风险的雄心水平,同时推进发展目标。相比之下,专注于负担分担只会导致进一步的拖延、分裂和僵局。我们需要更广泛地理解气候行动的近期本地收益,以激励所有国家为在巴黎达成雄心勃勃且全面的国际协议而努力。
作者:Dimitri Zenghelis,气候政策联合负责人,格兰瑟姆研究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
图片:燃煤发电厂位于杜伊斯堡西部小镇的郊区Walsum,摄于2012年10月2日。REUTERS/Ina Fassbend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