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气候语境中，积极的临界点是指推动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使天平倾向指数级脱碳的转折点。
蒂姆·伦顿是埃克塞特大学气候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教授，他表示，积极的临界点，例如向电动汽车的转变，能够拯救我们的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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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顿教授最为人熟知的，可能是他在本世纪初对气候变化发出的警示，而到了2024年，他对地球的未来依然持乐观态度。
为什么？因为他正在开展关于“积极的临界点”的开创性研究。所谓积极的临界点，是指社会和经济中的一些转变，这些转变发展势头迅猛，很快就会成为新常态，并且至关重要的是，能够推动脱碳，从而帮助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
伦顿教授是一位气候学者，也是埃克塞特大学全球系统研究所的负责人，他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关注当微小的地球变化叠加并跨越临界阈值、从而引发不可逆转的变化时，会出现什么情况。
他表示，亚马逊雨林频繁的干旱以及北极海冰的减少，是当前较为人所熟知的气候临界点。
如今，伦顿教授的研究重点是积极的临界点，即“超级杠杆点”，它们能够加快向净零未来转型的步伐，从而避免不可逆转的气候临界点。
他近期与罗宾·波默罗伊（Robin Pomeroy）一同参与了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电台”（Radio Davos）播客的一期节目，解释了他为何对我们能够赢得气候之战抱有希望。
积极的临界点及其重要意义
对伦顿教授而言，积极临界点的概念令人振奋，因为其中一些已经在发生，例如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的转型，这表明社会能够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
“我们至关重要的是要摆脱气候末日论的心态，因为那种心态令人丧失信心，我认为，它可能只会让我们陷入恐惧的瘫痪，同时也会被局势的复杂性所困扰。”他说。
“相反，非常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我们可以与地球上美丽而复杂的系统、以及我们的社会和经济携手合作，加速我们迫切需要的变革，从而避免气候和生态危机最严重的后果。
“我试图通过积极临界点的概念来解释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加速变革的一份子。”
“临界点背后的关键理念在于：当系统内的强化反馈或放大反馈变得足够强大时，系统无需你再施加推力，变革就会持续推进。”
“然后我们必须问，好，那么这些强化反馈是什么？其中一些例如：我们消费某种产品越多，生产该产品的制造商就越擅长制造它，因为一直都在发生这种持续的学习过程。”伦顿教授解释道。
“有真实、具体的数据和证据表明，例如，向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EV）的转型正在呈指数级加速，并已变得可以自我推动。因此，即便我们撤销了那些启动这一临界转变的补贴、激励措施和其他强制性政策，如今也无法阻止它了。”
他表示，英国作为他的祖国，其发电行业就是积极临界点的一个例子。
“2012年，我们使用的电力中有40%来自燃煤，而到了大约十年后的2020年，这一比例已降至1%或2%。”
“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变化，因为人们在打开电灯时并不会去想电力来自何处。但这是一场非常有效且迅速的转型，其触发因素是针对电力行业、价格相当适中的碳排放定价。”
伦顿教授表示，挪威“在将其市场完全转向电动汽车方面，至少领先世界其他地区八年”，这是另一个临界点的例子。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它始于社会活动人士和环保主义者，他们最终说服了政府采取行动，或者你也可以说，是让政府感到羞愧而采取行动。随后，这一过程又与不断发展的技术、全球市场以及制造企业交汇在一起。”
他列举了三个积极临界点加速应对气候变化竞赛的例子。
1. 可再生能源
目前，全球约 14%的一次能源已来自可再生技术。每在化石燃料上花费1美元，如今就有1.7美元被投入清洁能源。
“发电行业已经跨越了一个临界点，目前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太阳能或风能已成为最便宜的发电方式，”伦顿教授说。
“就太阳能和风能的部署规模而言，其普及呈指数级增长，大约每一到两年就翻一番。”
2. 电动汽车
电动汽车在全球新车销量中的占比三年内增长了两倍多，从2020年的约4%上升到2022年的14%，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
“这立即就能告诉你，如果它翻一番达到20%，再翻一番达到40%，那么用不了几年时间，我认为，在2030年之前，市场将由电动汽车主导，”伦顿教授说。
他表示，临界点往往以相互强化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例如，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使电动汽车电池变得越来越便宜。
他说：“在我们推动可再生电力普及至100%的过程中，必须使电力供需相匹配。”“当你烧开水时，太阳未必正在照耀，风也未必正在吹拂。因此，我们需要廉价的电力储存，而廉价电池正是其中的关键形式。所以，这两个临界点相互强化，这只是跨行业事物以相互强化的方式相互关联的一个例子。”
3 绿色氨
绿色氨是氨的一种，氨是一种燃料和肥料的原料，它利用可再生能源生产，且生产过程不排放二氧化碳。
“氨对化肥至关重要，但它也具有作为能源载体和燃料的潜力，例如，可用于大型海洋船舶，”伦顿教授说。
“为什么那里是一个超级杠杆点？因为绿色氨首先拥有一个市场，而这个市场恰好是化肥，原因在于自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化石燃料化肥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为新材料开辟市场会产生层层递进的反馈回路。随着工厂数量和规模的增加，下一座工厂的建设成本会更低，绿色氨的价格也会随之下降。
“将这些物品的价格降至绿色氨可以作为航运燃料而具备成本竞争力的水平，这又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因此，我们随后将进一步扩大氨的生产规模，使绿色氨和绿色氢的价格进一步下降。然后，它在更大的市场中也将具备成本竞争力，即利用绿色氢在清洁、净零排放的钢铁生产中炼钢。”
“因此，这可以说是一系列跨行业的临界点级联效应，”伦顿教授补充道。
积极临界点的灵感来源
他表示，持续推动积极临界点这一信息的动力再重要不过了，那就是人类的生存。
“作为一名气候科学家，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必须尽快停止化石燃料的燃烧，并限制我所称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量，”伦顿教授说。“同样非常清楚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进展远远不够快。我们需要在经济脱碳方面至少加快五倍，而目前唯一可信的方式，就是通过自我延续的指数级变革，也就是我所说的积极临界点。
“因此，整个研究动机在于探究什么能够更快地触发它们，以避免我所说的气候临界点，这些临界点对我、我的孩子、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孙辈以及所有后代而言，都构成了生存风险。”
论坛认识到，在应对气候危机影响的竞争中，时间极为紧迫，其相关内容见于《气候行动现状：亟需重大方向修正》报告，该报告提出的目标是将年度排放量从+1.5%降至−7%。这份白皮书对各国、企业、技术和融资进行了全面分析，并指出了实现气候行动目标需要采取的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