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七届世界市长峰会上，哥本哈根，94座城市的领导人共同拥护全球绿色新政，试图使2020年代成为应对气候变化斗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十年。这一重大新倡议承诺将全球变暖幅度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C之内，并于2030年前将排放量减半。
城市对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一方面，城市是问题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城市也掌握着应对问题的资源。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城市中，而且他们预计到2050年将容纳全球近70%的人口。目前，全球能源需求的75%以及温室气体排放的80%来自耗能旺盛的城市枢纽。因此，应对气候紧急状况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包括构建一个由低碳、可持续城市组成的全球网络的愿景。
C40城市气候领导联盟——每年召集世界市长峰会——是一个跨国市政网络，协调成员城市为保护环境所作的努力。C40城市的居民占全球人口的十二分之一，其经济实力占全球经济的四分之一。因此，全球绿色新政以一套核心理念补充了C40自2005年以来的工作，以塑造其未来几十年的议程。
推动气候行动
C40市长的这一协调行动，旨在推动切实可行的绿色议程，因为各国政府的行动仍未能满足应对气候危机的需要。此举是在2019年9月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各国未能就实现《巴黎协定》所确定的全球变暖目标达成有效措施的又一次令人失望的结果之后作出的。
包括企业界、民间社会以及青年气候活动人士在内的其他多个行为主体也都支持全球绿色新政。哥本哈根峰会高度重视青年，包括宣布设立新的C40全球青年倡议，这表明新一代的期望与城市的领导力和政治潜力之间存在一种耐人寻味的联系。
在我近期出版的著作《全球城市与全球秩序》中，我阐述了城市如何利用跨国网络提供的新渠道，在国家失灵之处协作行动。借助这些机制，城市有能力以国家所不能的方式，将绿色新政推向全球。过去十年间，C40已帮助推动城市迈向这样的未来：与哥本哈根峰会同时发布的数据显示，包括伦敦、纽约、雅典、威尼斯和里斯本在内的30座城市已达到排放峰值，并正朝着净零目标稳步推进。
但C40决定拥护绿色新政议程尤其值得关注——该议程旨在于未来十年内消除电力、交通、制造业和农业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它提出了一种有别于过去以市场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不同政治愿景。
相互冲突的议程
顾名思义，绿色新政借鉴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推行的新政计划，这些计划以国家对经济的大规模投资和干预为动力。许多进步派政治人物，例如崛起中的民主党明星亚历山德拉·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她在C40峰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都在倡导这些理念，将其视为前进的方向。
拥护绿色新政可能使城市与其所在的国家产生对立，而这些国家对采取此类做法几乎没有表现出承诺的迹象。事实上，在美国，绿色新政遭到共和党人以及部分民主党人的强烈反对。
这凸显了城市的一个弱点：城市在预算方面尤其依赖国家政策。目前尚不清楚各国是否具有支持21世纪绿色新政的政治意愿。因此，C40城市将如何为随这一新议程而来的各项承诺提供资金，目前尚不明确。
切实可行的方法
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行动时间紧迫，亟需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但市长是务实的人。他们能够在一线开展行动，并且比行动迟缓、拖延推诿的国家政府更快地落实成功的政策。如果城市发现某项特定政策或措施在某地奏效，城市已形成的全球网络便为其迅速在全球推广提供了机会。
在未来十年，市长的作用，以及C40等跨国城市网络所具备的能力，将在连接地方、国家和全球各层面、果断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日益突出的作用。
市长无法单独拯救地球。但他们确实具备独特能力：可以召集不同行为主体，引导私营部门投资，凝聚民间社会围绕具体议程开展行动，影响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工作，与当地民众互动，在一线迅速行动，并在遍布全球的网络中集体团结。随着各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持续失败，全球城市市长所展现的领导力，带来了一线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