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和极端贫困?

我们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和极端贫困?
本内容由人工智能自动翻译。

有时,几个指标就能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例如,2014年将创下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历史最高纪录,而这种令人不安的增长趋势仍看不到尽头。与此同时,2014年是大规模测量开始约135年来最热的一年。

科学界早已充分证实,这两种趋势彼此关联:全球排放量不断上升,将持续推动气候系统走向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见的极端状态。

当下令人忧虑,而照常发展的未来则可能彻底变成灾难:按照目前的排放趋势,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将上升4°C,远远超出政治上商定的目标——与工业化前相比,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限制在不超过2°C。

世界银行发布的三份报告展示了一个升温4°C的世界所带来的严峻后果,这些报告由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牵头编写。“降低热度”系列从风险角度出发,为政策制定者、企业高管以及所有对我们当下生活的世界和将留给子孙后代的世界负有责任的公民,提供可靠信息。

双重挑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世界银行的分析得出了气候保护与发展之间存在紧密关联这一结论:如果气候无法稳定在仍可控的水平,发展成果,特别是最贫困国家的发展成果,就可能倒退。事实上,过去几十年投入大量资金开展的发展工作正面临风险,地球上最脆弱群体的福祉也因此受到威胁。

尽管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免受气候变化影响,研究显示,影响的分布很可能并不均衡,尤其会波及世界上许多最贫困的地区;这些地区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最弱。气候系统接近并越过临界点,也会对社会造成 destabilizing effects,并进而 削弱人类安全。因此,即便贫困国家遭遇的扰动纯属区域性,也可能引发严重的全球性后果。

制定适当的适应战略,需要从区域乃至地方层面审视气候影响;而气候保护则是一项全球事业,其成败体现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及其未来变化上。衡量标准在于,所有排放者是否各自并共同承诺采取实际行动,尽快实现全球排放达峰——最好在本十年结束前,以确保2°C防线仍在视野之内。

去年11月,美国和中国广受关注地共同宣布2020年后的气候行动计划,充分反映了当前的政治态势。与不受约束的排放增长相比,这些计划无疑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但从国家和全球角度看,它们仍远远不够:两国目前合计占全球排放量的40%以上,其排放绝对量仍将继续上升;到下一个十年末,两国人均排放量预计将趋同至12吨左右,超过当前不可持续的全球平均水平两倍。然而,我们行动得越晚、累积的排放越多,应对气候损害和减排的成本就越高。

气候行动刻不容缓

在这方面,2015年将是决定性的一年,因为《巴黎议定书》的结果将影响地球上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条件。将2°C防线写入国际法,并将其提升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承诺,将是关键的一步。

要弥合雄心与行动之间的差距,需要采取双重路径。首先,我们需要各民族国家与坚定伙伴形成良性循环。所有国家都必须采取行动,避免进一步建设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基础设施,造成持续数十年的排放锁定。

广泛实施碳定价,是各国控制排放、最终在全球范围内控制排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既然所有排放者都需要采取行动,就必须向资源较少的国家提供大量资金和技术援助,以支持减缓和适应工作。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倡导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正是在这里发挥关键作用。发达国家负有重大责任,必须兑现承诺,并为绿色气候基金提供每年高达1000亿美元的资金。

归根结底,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前所未有规模的全球合作。这是迄今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但如果及时应对,也同样可以成为人类最辉煌的时刻。

作者:Daniel Klingenfeld博士,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所长办公室主任

图片:2009年11月20日,山西省大同市郊外,一名村民走过一座燃煤电厂前方。路透社/Jason Lee

分享:

授权与转载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文章,可依据《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禁止演绎4.0国际公共许可协议》以及我方《使用条款》进行转载。 本文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并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