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近发布的第五次报告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明确指出,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且不加遏制的气候变化会严重威胁经济发展和人类福祉。即使暂且不考虑低概率但灾难性事件风险上升这一问题,气候变化也会通过破坏独特且重要的生态系统、增加极端天气事件、降低生产力,以及增加应对威胁所需的支出(例如建设和维护基础设施的成本上升)来威胁人类和各地。由于多种原因,贫困人口可能会受到这些威胁的不成比例影响。
应对这一挑战,不仅需要增加适应性支出以减轻风险——还需要提高支出,并更有效地加以定向。还需要全球共同努力,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大幅削减人类活动排入大气的“温室气体排放”(GHG),包括二氧化碳、甲烷等。考虑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的速度,即使先进工业化国家采取最积极的减排措施,也不足以扭转局面。问题不在于是否需要大幅削减全球排放,而在于全球社会准备削减多少、以多快的速度削减。
如果我们清楚地知道,随着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上升,气候变化损害会在哪些关键阈值出现;或者知道如何在尽量减少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同时,迅速大幅削减全球排放,那么这就不会是一个如此复杂的问题。遗憾的是,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
了解关键阈值有助于各国政府围绕具体行动计划形成共识,例如,应对一些全球公共卫生威胁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目前,相关风险既不确定,也不为人熟悉;人们通常很难理性评估陌生风险,尤其难以评估低概率、高影响事件的风险。此外,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多国合作才能有效削减排放;但这也会促使各国放慢行动,先观察其他国家准备采取多大行动,再作出承诺。
如果目前已有技术可以以极低或零成本大幅削减排放,那么作出此类承诺就不会那么困难。但如今并非如此。IPCC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考察了对未来能源效率发展(以更少能源获得同等经济产出或效益)、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阳能和风能)以及允许继续使用排放二氧化碳的化石燃料、同时能够“捕获并封存”相关排放的技术(例如将其封存在地下深层岩层中)所作的各种合理假设。
正如预期,潜在成本取决于减排目标的雄心程度,也取决于对技术可用性的假设,以及用于落实排放限额的政策类型。在理想情况下,实现一项雄心勃勃但在环境方面“更安全”的目标(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排放浓度不超过百万分之450),到2100年的成本可能低于全球消费的5%,而本世纪消费增长率仅会降低几个百分点的百分之一。若目标略低一些(排放浓度为550 ppm),2100年全球消费的相对降幅将低于4%。
这些数字看起来或许不高,尤其是考虑到如果气候变化没有造成破坏性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年度消费规模将大幅增加。然而,相对于今天的水平,到2100年全球消费大幅增长后,“仅仅”4%至5%的消费额仍代表着巨量资源,而这些资源用于其他用途也可能带来很大边际效益。
此外,这些数字假设上述各类减排机会都能广泛获得。尤其是,如果无法在继续使用化石燃料的同时捕获并封存由此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无论是出于技术原因,还是社会对这类技术风险的看法),温室气体减排成本将高出约50%。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IPCC 的数字假设全球合作为所有温室气体排放统一设定国际价格。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能以全球成本最低的方式实现排放目标。然而,这种全球政策合作难以实现;如果各国采取效率较低的政策,且国际排放价格各不相同,全球减排成本就会显著上升。
大幅削减全球排放会带来成本,也会带来重大收益——尽管我们对这些收益的定量认识仍然有限。仅仅因为更经济实惠的技术尚未问世,或因为收益尚未得到充分量化,就大幅推迟减排行动是不明智的。不过,全球以何种方式削减排放也至关重要。通过合作为排放定价,以推动成本效益高的减排并促进新技术开发,这一点十分重要;在信息和制度障碍限制价格影响的领域,制定有针对性的能效标准也同样重要(见 此处 ,了解世界银行关于碳定价必要性的声明)。同样需要开展合作,大幅扩大低排放研发的全球规模,并减少其推广应用的障碍。
同样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对世界银行集团(WBG)的工作而言,是确保促进温室气体减排的努力做到有的放矢。低收入国家对全球变暖问题的贡献微乎其微,却有许多亟待解决的事项,需要使用极为稀缺的资金和人力资本。对这些国家而言,采取的任何减排措施都应当本身具有净收益(尤其是提高能效或减少当地污染所带来的收益)。减排挑战首先应由先进工业化国家和排放量大、增长迅速的快速发展中国家承担。
本文最初发表于 世界银行
作者:Michael Toman 是发展研究部气候变化首席经济学家兼能源与环境团队经理。
图片:2011年7月7日,悉尼以西120公里(75英里)的利思戈附近,一座燃煤电站排放蒸汽和其他废气。路透社/丹尼尔·穆尼奥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