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协定》达成至今已有四年，全球气候变化战略需要注入新的动力（恕我双关）。各国向联合国提交的计划——即国家自主贡献（NDC）——加总之后，远不足以实现《协定》2˚C目标所要求的力度，更遑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建议的最为适宜的1.5˚C目标（IPCC 2018）。
与此同时，全球贸易体系正承受日益增大的压力，也亟需注入新的动力。G20经济体之间的商品贸易目前正在萎缩（经合组织，2019），部分原因在于紧张局势加剧、关税提高，以及由此产生的成本增加与不确定性上升。
气候外交界与贸易外交界所处的圈子各不相同。然而，它们彼此所需远超人们的想象，现在正是将二者联结起来的时候。
推动《巴黎协定》取得成功的最佳方式，是在其基础上继续前进，而非固守既有成果。而消除公众对经济一体化益处日益增长的怀疑，最好的办法是让贸易谈判更直接地聚焦于社会的首要优先事项，气候变化无疑是其中之一。
是时候构建国际经济架构了，经济架构，以加速企业家日益以具有竞争力的条件推向市场的低碳能源创新的传播。仅依靠《巴黎协定》所启动的国家政治进程，无法在大气物理规律所限定的时间框架内实现这些技术的必要扩散。
世界需要开展国际合作，以超越《巴黎协定》所确立的、自下而上、“百花齐放”式的自愿性国家气候计划框架，取得更大成效。
气候变化合作的下一阶段——经济阶段——在参与主体与架构设计上，应当有别于促成《京都议定书》与《巴黎协定》的那一种。就参与主体而言，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与2015年《巴黎协定》的制定，主要由外交部和环境部门担任主角，并得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所组织的评估工作、即科学界的关键投入。这一次，经济部门（财政、贸易、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与技术）需要参与进来，积极建言献策，并与商界和金融界共同设计、开展合作。
就架构设计而言，过去二十年的气候外交主要在联合国多边层面展开，而这一新的经济阶段将需要更具针对性、更加灵活多变的架构。由于温室气体减排的速度与规模至关重要，普遍性的多边路径将不必要，甚至适得其反。全球排放集中于数量有限的地区和工业部门，因此无需耗费国际社会通常为达成一致意见所需的漫长时间。
一批志同道合的主要经济体可以利用其合计市场力量，加速低碳效率型公用事业、工业品及消费品与服务的推广，协调其经济激励措施与标准，从而为这些生产者创造更大的规模经济并降低交易成本。通过共同调整其市场内高碳与低碳商品及服务的相对价格，一个由拥有庞大市场并怀有气候雄心、且得到商界支持的国家组成的多边联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加快生产与消费模式的转变：起初直接在其自身相当可观的世界经济集体份额内推进，随后，随着这些规模经济的扩大，间接地在其他市场中推进，从而降低低碳商品与服务的生产成本，使其在全球范围内更具价格竞争力。
要扩大低碳与高碳替代品之间价格差距，最有效的方式是征收广泛的碳税或实施全国性的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然而，这些政策推广缓慢；即便被采纳，其代价往往是巨大的政治成本，而结果却收效甚微（彭博社，2016）。因此，尽管从理论上看，“为碳排放定价”似乎是一剂灵丹妙药，但在现实世界中，它已被证明远非如此。
除了广泛征税或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之外，还有多种其他方式可以改变经济中高碳与低碳商品的相对价格，包括关税、采购、融资、公司治理、补贴、技术标准、投资者信息披露、定向税收或排放交易规则与政策。其中一些工具有可能较为直接地影响价格，另一些则较为间接，通过改变采购行为，为低碳技术生产者创造更大的规模经济。前一类的例子包括：在国际贸易中设立关税差异、对能源密集型设备实行差别化税收待遇、实施差别化监管权重，以及对金融机构碳密集型资产的披露规则，并削减化石燃料补贴。后一类的例子包括：针对公共采购的基于绩效的能效标准、为工业和消费类设备界定与标识能效标准、运输车队性能标准等等。
与这一广泛经济议程相关的行为体格局高度分散，涉及众多不同的部门、国际组织和行业。每一方在其传统业务中都面临着不少挑战与优先事项，这也正是多年来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中始终默默无闻的原因。只有总统与总理才能激发必要的政府内部及政府间行动。也只有他们，才能促使本国社会中的关键商界领袖参与进来，共同设计并支持这一战略。
设想一下，如果法国、德国、中国、日本、韩国、加拿大和英国的领导人——这些国家的政府及其背后的政体都坚定致力于推动强有力的气候进展——宣布成立一种新型国际经济联盟，旨在通过协调多方面的经济支持环境，扩大市场激励以促进低碳技术的采用。通过组建这样一个低碳贸易与投资联盟，这些领导人可以为人类与时间的赛跑注入新的动力，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一批经济体中推动低碳技术更快地应用，并由此推动这些产品在全球范围内相对价格差距的缩小。
鉴于其对速度与影响力的重视，这种新型贸易协定可以对成员资格条款采取灵活的做法：要求每个成员国承诺在一定年限内至少落实其政策议程中的一半政策，同时鼓励所有成员随时间推移尽可能多地采纳政策。政策选项可包括：
- 对一组确定的低碳商品与服务实行零关税（Hufbauer等，2016），类似于包括美国、欧盟和中国在内的18个经济体正在就一项潜在的世贸组织《环境商品协定》进行的谈判
- 针对政府采购能源密集型商品与服务，实行共同的能效标准
- 相互承认相关商品与服务的技术标准
- 设定有时限的化石燃料补贴削减最低目标（经合组织，2018）
- 贸易争端和平条款，以及关于使用清洁能源补贴的统一规则
- 在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规则中落实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框架
- 协调多边开发银行董事会内部的工作，使其更有效地利用资产负债表，动员私人资金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减缓与适应（混合融资工作组，2018）
- 在海运、航空、水泥、钢铁以及石油和天然气等碳密集型行业协调各项政策（能源转型委员会，2018）；协调基础与应用清洁能源研究，以避免无谓的重复工作，并加快关键挑战方面的技术进步速度
- 相互承认国内碳定价制度在边境税收调整方面的大致等效性
- 连接排放交易体系（Haita，2013）。
此类低碳贸易协定（LCTA）将通过联动的贸易、采购、税收及投资规则，嵌入并协调低碳商品与服务的价格优势，从而帮助扩大对其的需求。政策领导力、技术创新与市场力量将形成良性循环。随着成员国利用该联盟机制相互承认各自碳定价政策的等效性，或最终在国家层面或关键工业部门内协商达成共同方案，因各国碳税与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之间差异而引发的边境调整税争端风险或将有所降低。
该协定不必局限于国家政府。可以邀请并鼓励城市和省级政府加入其权限范围内的相关政策选项，尤其是在采购规则和能效产品监管方面。
以这种方式扩展全球气候行动的架构，将通过加速根本性的经济转型，推动《联合国巴黎协定》的实施。而各国在其国家自主贡献中作出的政治承诺能否兑现，正有赖于这种经济转型。
重振气候与贸易外交的最佳途径，是跳出《巴黎协定》和传统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框架进行思考与行动。具体而言，各国政府首脑需要更充分地将经济政策与机构纳入其中，并赋予其制定低碳贸易协定（LCTA）而非仅仅是自由贸易协定的使命。只有领导人——其中许多人将于本周齐聚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有能力创造世界经济中的各项条件，使清洁能源技术以所需的速度推广，从而将地球的温室气体排放稳定在四年前他们向后代所作承诺的水平。
参考文献
混合融资工作组（2018），《更优融资，更美世界》。
彭博社（2016），“当碳价如此低廉时，要阻止世界变暖实属不易”，7月8日。
能源转型委员会（2018），《可能的使命：到本世纪中叶在难以减排的行业实现净零碳排放》。http://www.energy-transitions.org/sites/default/files/ETC_MissionPossibl...
Haita, C（2013），《连接排放交易体系：利弊分析》，ICCG。
Hufbauer, G C、R Melendez-Ortiz 和 R Samans（2016），《可持续能源贸易协定的法律与经济学》，剑桥大学出版社。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18），“各国政府核准的《关于全球升温1.5摄氏度的特别报告》决策者摘要”，联合国，10月8日。
经合组织（2018），《经合组织化石燃料支持措施清单2018年配套文件》。
经合组织（2019），“2019年第二季度G20国际商品贸易持续下滑”，新闻稿，8月29日。
Samans, R、R Melendez-Ortiz、H V Singh 和 S Doherty（2016），《21世纪加强全球贸易与投资体系：综合报告》，E15倡议，世界经济论坛与国际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