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气候战略上空谈的时代应当结束,尤其是在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方面。我们需要一种以国家自身利益为基础,并在低碳能源解决方案上激发良性竞争的方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此提出的研究结论(碳定价切实可行,能够带来收入从而允许在其他领域减税,而且往往符合各国自身利益)应当在下周于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引起共鸣。下面我来说明具体方法。
自1992年地球峰会以来,政策制定者一直努力就控制排放的国际机制达成一致,但成效有限。目前,全球排放中仅约12%被定价机制覆盖,例如对化石燃料含碳量征税,或对排放设定价格的许可证交易计划。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被广泛视为典型的“搭便车”问题。既然排放的收益大部分流向其他国家,而且考虑到排放的长期存续以及气候系统的逐步调整,收益还将惠及后代,那么一个国家为何要承担减排成本?
从负担到收益
这一论点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会立即带来国内环境效益。化石燃料燃烧,尤其是煤炭燃烧,是当地室外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估算,每年全球因此过早死亡的人数超过300万,其原因包括心脏病风险和肺癌风险增加等。对煤炭含碳量征税将提高其价格并减少其使用,从而既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又因空气更清洁而改善公众健康。碳税还会提高机动车燃料价格,人们会略微减少车辆使用,从而减少交通拥堵和事故。这同样会带来国内经济效益,至少在那些人们尚未通过现有机动车燃油消费税充分承担这些负面影响成本的国家中如此。这些减少化石燃料使用所带来的健康及其他“协同效益”,将与从二氧化碳排放定价开始的经济效率提升相叠加。
理想情况下,政府会运用其他政策应对国内环境问题,例如对当地空气污染征收费用。然而,在这些政策全面落实之前(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政策制定者在考虑短期气候政策时,应当研究二氧化碳定价的间接影响如何有助于缓解这些问题。
那么,这些国内协同效益究竟有多重要?一项新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论文 评估了在仅考虑国内协同效益、甚至尚未计入气候效益的情况下,碳定价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各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下图总结了研究结果,其在两个方面尤为引人注目。
首先,从国家利益角度看,相当可观的碳税(或通过交易体系实现的二氧化碳定价)是合理的,在排放量最高的20个国家中,平均为每吨二氧化碳57.5美元。这几乎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近期价格的数倍,并比美国政府跨部门工作组估算的每吨二氧化碳气候损害高出60%。这意味着,各国无需等待国际协议,即可推进各自的二氧化碳定价方案。
其次,从国家视角看,有效价格在各国之间差异相当大。例如,在中国和波兰,价格相对较高,这里大部分二氧化碳减排将来自减少对煤炭的依赖,且人口面临的煤炭污染暴露程度较高;而在澳大利亚,价格相对较低,因为其人口暴露程度要有限得多。这里的启示是,任何国际机制都应具有灵活性,允许一些(协同效益较高的)国家设定高于其他国家的二氧化碳价格(类似于欧盟的增值税和消费税,成员国可将税率设定高于约定的最低标准)。
致财政部长的一则信息
通过碳税或配额拍卖交易体系实行的二氧化碳定价,也将带来可观的新增政府收入。与任何新税种一样,重要的是将这些收入用于提高效率,最直接的是用于减轻其他税负。环境税制改革总体上关乎的是更聪明的税收,而非整体税负的提高。
这一点凸显了财政部门可能发挥的关键作用。迄今为止,财政部门在气候谈判中大多处于次要地位,但在将碳定价纳入更广泛的财政改革方面,它们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它们有充分理由敦促实施有效的碳定价,而没有其强力倡导,这一目标或许难以实现。特别是,碳税将是对现有机动车燃油消费税的直接延伸,后者在许多国家已确立,是最易征收的税种之一,只需在其中加入碳税费,并对其他化石燃料产品实施类似收费即可。
纽约、巴黎及未来
这些发现补充了该领域的其他重要研究,例如近期 由Global Commission on the Economy and Climate发布的报告。它们也应能激励下周气候峰会的与会者,此次峰会旨在为2015年12月举行的关键巴黎会议铺路并促成承诺,各国政策制定者希望在该会议上敲定国际气候协议。采取行动无需等待许多国家共同采取协调措施,仅着眼于国家自身利益,就能取得大量成果。
与 IMF direct合作发布。
作者:Ian Parry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的技术援助顾问,专注于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的财政分析。
图片:烟雾从欧洲规模最大的燃煤发电站Belchatow Power Station的烟囱中冒出。REUTERS/Peter Andrews。






